近些年來越來越為設計界和城市規劃界熟悉的俞孔堅，是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一位致力于通過“反規劃”途徑、建立城市和區域的生態基礎設施、整合生態+文化遺產+游憩系統、重建“天地－人－神”和諧的新桃源的景觀設計師。

　　景觀設計師俞孔堅把質樸的田野帶入城市，并對時下建筑業中盛行的崇洋風氣展開了批判。他認為設計要傾聽大地的聲音、符合大自然的過程和規律、充分利用資源和過程；他抨擊以金錢為價值取向的文化的“暴發戶心態”；他追求的是為平民而創造白話時代的尋常景觀；他強調“節省”不僅應該成為我們評價人居設計好壞的標準，而且應該在審美范疇中起到決定其存在意義的衡量指標；他奔走、他呼吁社會各界打造人居，首先要尊重自然，保護自然……不滿足于談經論道的俞孔堅創建“土人”設計研究院，將自己的理論應用到中國景觀的實際建設中去。在他的景觀世界里，好的景觀就是白話文時代的尋常景觀，人在自然真實的環境中，實現真實的居住。于是，他與洪水為友，在浙江臺州，砸掉了河流的水泥堤岸，恢復生態濕地（該項設計獲得了2006年的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設計榮譽獎和2005年的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他把稻田搬進了沈陽建筑大學新校園（該項設計獲得了2005年的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設計榮譽獎）；他把玩水的孩子們帶到了都江堰水文化廣場（該項設計獲2004年的國際青年建筑師推薦獎）；他更保留工業遺產，讓廣東中山的岐江公園充分地展示了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該項設計獲得了2002年的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設計榮譽獎和第十屆全國美展金獎等多項大獎）。

　　2007年的第一天，本報記者戴牧和景觀設計師俞孔堅的如下談話，也許我們能更多地了解他的信念：

　　戴：您認為作為一名設計師首先應該具備的是什么？

　　俞：設計師要有憂患意識，要關注城市的生和死。說得嚴重點，就是歷史的擔子壓在了設計師身上。當代中國城市面臨三大危機：環境與能源危機、身份危機和信仰危機。環境與能源危機是不言而喻的，而身份危機就是“我們是誰？”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傳承的是哪種文化，是中國傳統的封建帝國，還是古典帝國的西方，還是一個真正科學民主的、代表人類先進文明的現代？同時我們也面臨著信仰的危機。沒有信仰，等于人們生活在沒有靈魂的土地上。當我們熱衷于用死的設計語言（包括所謂中國傳統的封建帝國和西方古典帝國的城市語言）來設計一個遠離普通人生活、沒有靈魂的城市時，其實，城市也就死了。胡適曾經說過：“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我們在呼喚設計師隊伍的憂患意識的同時其實也在呼喚民眾的藝術覺悟。

　　戴：現今，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城鎮，都在大力興建公園，建設紀念性和展示性景觀大道，以及出現了大量的城市廣場。您是如何看待這場中國城市美化運動？

　　俞：現在許多城市都為建設紀念性和展示性景觀大道而大興土木。它們往往以歐洲的巴洛克城市景觀大道和廣場及建筑為模板，強調寬廣、氣派和街景立面的裝飾。國外建筑師在中國土地上弄出的震懾人心的建筑其實就是在把帝國的意識強加給中國。有了錢我們干什么，有了錢我們缺什么？我們缺的是倫理和審美。

　　戴：您認為應該如何進行對民眾的審美教育來獲得中華民族的自我身份？

　　俞：關于文化身份的教育不是機械地說要回到傳統來找回自信，我們有5000年的優秀文化，但那是遺產，不是這個時代的。我們的教育應該找到當代人的自我，使當代平民、當代人民重新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我們應該進行城市的啟蒙教育、公民教育，公民的身份、公民的義務、公民的責任，使人們回到平等的人的教育，就不會出現我們老向往帝王的生活、老向往貴族的生活。一個民族越先進、越發達，對待平常就會越重視，對待平常人的生活就會越重視。一個時代越告別了帝王時代，越走向科學和民主、平民化的時代，這個民族就會越懂得日常美的重要。

　　戴：您從景觀設計到建筑設計，最后到土地設計，您是如何從土地、生態的角度去理解景觀設計的？

　　俞：景觀(Landscape)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間和物體所構成的綜合體。它是復雜的自然過程和人類活動在大地上的烙印。景觀設計學(LandscapeArchitecture)是一門建立在廣泛的自然科學和人文與藝術學科基礎上的應用學科。尤其強調土地的設計，即：通過對有關土地及一切人類戶外空間的問題進行科學理性的分析，設計問題的解決方案和解決途徑，并監理設計的實現。無論學科如何發展，景觀設計學科的一些根本的東西是不變的，那就是熱愛土地與自然的倫理(天地)、人文的關懷(人)和對待地方文化與歷史的尊重(神)。

　　我一直堅信只有土地才是最真實的，我從小在浙江金華的農村長大，當我在美國SWA成為職業設計師時，發現我的設計靈感竟源自兒童時的體驗。幼年時穿越弄堂、在甘蔗地捉迷藏這些反復的把戲，都給了我最初也是最好的空間體驗。這是基因和兒童的經驗決定了的。家鄉的土曾經陪我漂洋過海，至今還留在我的身邊，已經整整25年了。對我影響最大的生態規劃大師邁克哈格曾以一本《設計遵從自然》而對美國當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因工業化和城市化而造成的惡性生態環境指明出路。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進行著在中國城市和大地上實現連續的綠色空間網絡、自然的河流水系、安全的自行車通道和充滿神靈的文化遺產網絡的建立這樣的努力，這是一個讓我們每個人獲得“天地－人－神”和諧的網絡。假如我們的規劃設計師都是在水泥森林中長大的，這將是非常可怕的。

　　戴：在2006年由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IFLA）和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首次聯合主辦的大會上。你發表了題為“生存的藝術：定位當代景觀設計學”的主旨報告，引起強烈反響。你為什么最終會認定自己所從事的景觀設計是“生存的藝術”？

　　俞：全球化和城市化，給景觀設計學帶來眾多挑戰和機遇，環境與生態危機、文化身份危機、精神信仰缺失，要求當代景觀設計學必須承擔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諧的重任。而面對這樣的重任，景觀設計學必須重歸土地設計監護的生存藝術，掙脫空洞虛偽的“造園藝術”的羈絆，解開有閑士大審美趣味下的裹足，走向廣闊、真實而尋常的土地，尋找大禹的精神、汲取在土地上生存的技術和藝術。景觀設計學不是園林藝術的延續和產物。景觀設計學源于我們祖先在謀生過程中積累下來的“生存藝術”，而這門藝術在中國和在世界上，長期以來卻被上層文化中的所謂造園術掩蓋了、閹割了。中國的問題已經或正在成為世界的問題，解決好中國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解決了世界的問題。因此，中國的景觀設計學也必將是世界的景觀設計學。

　　戴：就目前而言，您認為國內的景觀設計現狀和您期盼的差距如何？您最近在做的事？

　　俞：中國的市場需求摧生了景觀設計學行業和學科，她在艱難地擺脫傳統園林意識和教育體系和舊有體制的桎梏，開始走向成長之路。問題當然很多，但前景光明。教育的落后，人才，特別是師質的缺乏是目前這個專業的一個瓶頸；而專業組織的缺席是行業發展的急需，也是市場的不規范的根源。全民普遍審美素質的提高，尤其是決策者審美素質和環境意識的提高是中國景觀設計期待縮小與世界差距的根本。

　　最近在做的事包括幾個城市的設計工作，有上海的世博園，沈陽的新區建設，秦皇島的濱海設計等；正在主編兩本景觀設計學方面的雜志；籌辦2007年北大景觀設計大會和準備工作；2007年在世界各地的3個主題報告，包括2007年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美洲大會的主旨報告。

　　戴：祝您順利并期盼看到更美的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