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個月的“問策于民”中，1993年的綱要又被人提起。人們發現，“這個綱要提出的目標有多少沒有實現，為什么沒有實現，并沒有評估過”。

　　3月28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稱《綱要》)第二階段公開征求意見結束。各界對這個征求意見文本的熱議，不乏透徹的分析和中肯的評價。

　　“育人為本”能否真正到位

　　有一種意見認為，在一些關系教育發展的關鍵點上，《綱要》還存在理念不清、概念模糊、改革路徑不明等問題，因此很有必要在第二階段征求意見中增進共識。其中《綱要》在“總體戰略”部分提出的工作方針 “育人為本”能否真正到位，就引發了相當多的點評。

　　“人的發展和自由是教育的目的，而不應該只是把被教育者當作開發人力資源的工具、手段來培養。”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賈西津認為，關于教育指導思想的表述，除了要體現黨的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要體現以人為本這個教育的基本目的。為人的生活做準備，使人能為社會所用，這個原則屬于教育的共性，應該在《綱要》中有所表達。

　　就《綱要》“體制改革”部分“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一章中沒有對考生報考改革加以論述的問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表示，“我們不光要落實大學招生自主權，還要落實考生自由選擇權，讓學校有選擇、考生沒選擇的高考制度是不完善的。中國人可以獲得發達國家好幾個錄取通知書，這種事情考中國的高校卻不會有，因為受制于我們的體制。我們高考制度的殘酷性在于把考生推上獨木橋，讓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還要他學會調適好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文本有必要補上‘考生報考改革’的內容。”

　　“春天來了，孩子們又要面對一個尷尬的春天，因為幾乎所有中小學校都不敢組織戶外踏青活動。”中國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孫云曉，對我國中小學生的社會實踐被壓縮到如此空前的低水平深感憂慮。他說，“這個現象在世界各國教育界看來都是很荒唐的，它無非涉及有沒有財政專款給學生上保險、有沒有法規提供安全訓練的保障兩個問題。我在10年前就提出過這類建議，卻至今沒有在《綱要》中體現出來。”

　　“2009年，全國學前教育三年毛入學率只有50.9%，農村還要低很多，這個問題在學界已經討論了一年多。”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高峽認為，如今“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出現在《綱要》“發展任務”部分的第三章中，不能只是一個方向性的口號，更重要的是要有解決的路徑。比如布局問題，現在農村基本上還是以鎮中心為主，按照這樣的模式建造幼兒園，居住在村里的幼兒要么選擇放棄，要么選擇寄宿。可見，這種布局模式并沒有真正考慮到孩子的利益。

　　“我建議把《綱要》中對學前教育的‘政府主導’改為‘政府為主’。”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副主任胡平平說，2003年開始實行的“政府辦園為骨干，社會力量辦園為主體”的辦學體制，也是源自“政府主導”的政策，結果很快導致了全國城鄉幼兒“入園難”。如果仍然停留在“政府主導”，由于受以前政策慣性的影響，多年來形成的這種對學前教育規模的擴大基本不規劃，甚至對新聘的教師基本不投入的局面就很難改變。

　　不該缺失的基本原則

　　《綱要》對一些核心問題缺乏明確的表述，文字上“繁簡失當”被一些人認為是一大缺憾。比如在“保障措施”部分“重大項目和改革試點”一章中提出“成立國家教育改革領導小組”，作為一個全新的組織保障機構，這個領導小組究竟設在教育部還是國務院？其功能是“審批”改革，還是破除改革中的阻力？是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還是政府向學校放權？政府在放權給學校后，以怎樣的方式管理學校？這些疑問都有待回答。

　　“《綱要》在‘保障措施’部分提到要‘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卻沒有明確一個重要的教育資源配置原則。”賈西津認為，到2012年達到GDP的4%，不論比國家財力的增長水平還是國際比例的平均水平，都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除了總體數字，還有必要規定教育投入的分配原則，比如多少投在教育最基本的普及上，多少投在最高端。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余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他說，《綱要》提出一些發展指標的同時，必須有相應的預算指標，比如到2012年財政投入占“4%”，這個總額是多少、如何分配？分配到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等領域也要有預算。《綱要》不寫清楚這些問題，最后很容易給各行其是的執行者鉆空子。

　　“《綱要》在‘體制改革’部分有關‘民辦教育’的兩節中，體現民辦教育平等地位還是非常不夠的。”賈西津說，比如規定對民辦教育如何依法管理，似乎是與管理公辦教育完全不同的套路，什么設立董事會、推進監理制度之類，這些特殊的規定，恰恰反映出對民辦教育的一種歧視。落實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的平等，本應在學校的地位、辦學體制、師資流動性這些方面都一視同仁。然而《綱要》卻在“義務教育師資流動包不包括民辦學校師資”這一政策關節點上沒有明確。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謝小慶作為二十多年追蹤研究高考的專家，對于《綱要》沒有關注到考試的質量很不滿意。他強調，國家2003年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可在高校招生中違反這個法律的行為太多了，不能依法清理違法者是政府的缺位。此外還有不合格的考試大量存在，對于考試的質量政府也從來不監管。考試的質量往往關系一個人的命運，政府不僅要監管冰箱、彩電的質量，更要通過建立一個教育質量監管機制監管考試的質量。

　　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院長何向榮建議《綱要》在“發展任務”部分的“職業教育”一章中，增加一句話：“建立職業教育集團利益相關運行機制，推進校企一體化教育流程變革。”他向本刊記者解釋說，現實中校企合作一頭冷一頭熱、工學結合兩張皮的問題所以普遍存在，是因為缺少多方利益共享的保障機制。成功的試驗證明，通過組建資產型、契約型、資產+契約型等多種類型的職業教育集團，可以促進職業教育從校企合作到校企一體化的轉變。

　　切忌“規劃規劃，墻上掛掛”

　　“一個《綱要》不可能對所有的教育問題做出解答，每一個教育的問題也不可能因為一個《綱要》就迎刃而解。在今后的落實過程中，新的問題會不斷出現。”參與過《綱要》起草的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秘書長葉之紅說。

　　面對本刊記者“《綱要》實現預期效果的可能性有多大”的提問，更多的學者表示憂慮，感到“底氣不足”，有的則表示“有總比沒有好”。

　　有人擔心：“《綱要》會不會在發布后被束之高閣？”理由是：其一，這個《綱要》不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比如1993年的綱要，提出的目標有多少沒有實現，為什么沒有實現，并沒有評估過。如果今天這個《綱要》同樣不做階段性評估，不做最后的盤點，不認定并追究失職者的責任，就會失去實質性的意義。其二，《綱要》回避此前教育改革遺留的重大問題，比如“普九”數百億元欠債的償還、高校數千億元貸款的償還等。

　　提起1993年的綱要提出的世紀末教育財政投入要達到GDP的4%，至今沒有兌現，以及綱要期限內出現若干始料之外的改革(比如高校并校、高校大擴招、費改稅對農村教育的沖擊等)，參與過國家醫改方案起草的余暉說，此次《綱要》跨了3個五年規劃，許多事情要下一屆政府去做。在下一屆政府的執行中，這個《綱要》的權威性、可執行性還有多少，都是值得關注的方面。

　　“《綱要》不能回避一些制度建設的具體路徑。”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教授說，比如，把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變成現實，需要通過哪些具體路徑的構建？要有具體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否則很容易成為大家說說而已的文件語言，從而出現“規劃規劃，墻上掛掛”的情形。

　　余暉說，“《綱要》應該增加一個‘名詞解釋’，在醫改過程中我提了多少次，醫改辦接受了我的建議，做了11個名詞的解釋，最后公布還是沒有拿出來。《綱要》也要就政校分開、行政化管理等詞的內涵，給各界一個標準化的‘名詞解釋’，否則任由大家一詞各表，達不成共識，落實起來就名不正言就不順了。”

　　《綱要》“發展任務”部分提出的義務教育“實行縣(區)域內教師和校長交流制度”，這項政策強調了許多年，操作中卻難有推進。北京一中原校長王晉堂指出，其阻力就來自集中了優質教育資源的重點校認為這樣做是削峰填谷。高峽認為，靠教師流動解決均衡化問題是治標不治本的。

　　至于《綱要》提出義務教育要“切實縮小校際差距，著力解決擇校問題”，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鄭若玲教授認為，擇校的根源是資源配置不公，擇校帶來的最嚴重后果是對孩子的成長十分不利。從1993年國家推出教育規劃綱要算起，社會上義務教育的擇校現象延續了十多年，少數重點校通過收取擇校費，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巨額收入，從未受到遏制。一個維護既得利益者的錯綜復雜的潛規則體系，成了少數重點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門謀得暴利的“近水樓臺”。

　　楊東平認為，教育公平意味著要打破這個“利益格局”，注定會受到這個“特殊利益集團”頑強抵抗。比如2006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規定取消重點中學，卻擋不住各地的優質教育資源繼續向名亡實存的重點中學傾斜。一些地方政府解決擇校問題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如果未來10年這方面的改革仍沒有足夠的勇氣、耐心和信心，“解決擇校問題”的表述就只會是“掛在墻上”的一紙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