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第一批參加面試的考生走出考場，北京大學自主招生面試部分考題的“神秘面紗”被揭開，其中有一個考題是“用一種植物形容中國的國民性”，讓不少考生大感意外。

　　北大素稱國內人文學科類院校的老大，面試題目的文化含量與技術含量想必是自覺的追求。要考生當場“用一種植物形容中國的國民性”，既能看出考生的閱讀視野、文化積淀，還能看出考生的應變能力、思辨能力、創新能力，更能一眼看出考生的“道德”立場、價值取向，命題不可謂不新穎有趣而又尖銳。

　　“國民性”是個何等宏大而沉重的話題，現在四兩撥千斤，用某一種植物類比一下就把它解構了，考生一則不會無話可說，二則說了也不會覺得自己是一派胡言，考生與考官都能面帶微笑地坐在春風里“互動”，就好像是在玩一個語言積木的游戲。報道說，走出面試考場，不少考生還在討論這道題：他們以前只知道“中國人都是勤勞、善良之類的形象”，對“用植物去形容”，“很意外”。

　　在我看來，用植物形容國民性，至少會讓考生陷入兩重困境。第一，是理性的困境。世界上不管哪一個國家或民族，其國民性都有優劣兩面，即便是某一種特定的國民性，也很可能既是優點也是缺點。比如中國人的“忍耐”堪稱天下獨步，從積極的一面看，自然堅韌若傲雪的松柏，能“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能埋頭苦干創造經濟奇跡；從消極的一面看，誠如林語堂所說：“在中國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變成君子之德。……逆來順受已成為至理名言，弱肉強食，也幾乎等于天理。”

　　唐朝能“百忍”的張公藝維持著九代同堂的大家庭，這或許尚有可以稱道之處，但面對外來侵略時若也“百忍”做“良民”，那最多也就只能算是棵“賤草”。就“忍耐”這一國民性而言，到底選擇哪種植物來類比，就足以讓人陷入一個理性的困境。

　　第二，是道德的困境。與理性的困境緊密相關，考生在選擇某種植物來類比國民性時，必須要面對或“褒”或“貶”的價值判斷選擇。若是一個局外人，評判人家的國民性自然可以很灑脫，比如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用“菊”與“刀”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則尚靜，“刀”則好斗，一針見血。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柏楊的“丑陋說”尚且被很多國人罵為“賣國”，何況是一個考生，面對強勢的北大面試考官，他敢不敢從“國民性”這個自王國維、梁啟超、魯迅等人用作民族自省、自我批判的詞語入手，選一種不佳的植物來類比國民性呢？

　　如果對閱卷老師多少有一點“投其所好”的心理，考生肯定糾結得很，真要選了梅蘭竹菊之類的香花美草來頌揚，怕俗濫而無“創新性”，若選蕭艾棘藜之類的惡草毒草來抨擊，又怕丟了“道德正確”。如此看來，雖說“花”本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圖騰之一，要選“一種植物”來形容國民性，真是個讓“會思想的蘆葦”們左右為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