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京看齊

　　一些官方建筑體現的是領導們的審美，并非建筑師。他們都喜歡什么呢？一個簡單的思維是，模仿北京。

　　改革開放后，對建筑的剛性政治要求也被撤銷。不過一些領導的個人意愿，還是往往成為城市形態變遷的重要力量。與官員們相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這點上，建筑師們倒頗有共識。

　　“根本沒有能與長官意志相抗衡的機制。”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師匡曉明說，除非遇到書記是個博士。悲觀的建筑師們說：“設計師只是其中畫圖紙的技術人員。”

　　在一些招標會上，領導往往會很謙虛——我不是專家，純屬個人觀點，拋磚引玉，大家表態——這是他們的開場白，但往往是無論領導拋的什么磚，大家都會支持。若是領導最后發言，前面的專家都會留好余地，10個方案挑出三兩個，最后等領導拍板。“沒辦法，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有發言權。”劉力說。有時候，在招投標之前，決策者已經意有所屬。即便是中標的方案，建筑師們也經常遇到波折——領導換了，方案也會跟著換，之前干的，都停工作廢。

　　從這個角度講，一些官方建筑體現的是領導們的審美，并非建筑師。盡管，領導也存在于時代的審美之中。

　　他們都喜歡什么呢？一個簡單的思維是，模仿北京，各地就很熱衷于“天安門”。

　　比如寧夏銀川市的“南城樓”，這座古代建筑在翻修之后變成了“天安門”——同樣大紅色的墻身，在毛澤東畫像的兩側分別寫著：“中國*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而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也曾建造天安門，在那里，城樓、金水橋與華表，一應俱全。在此之外，“天安門”還出現在了河南夏邑曹集鄉、華西村，以及重慶市忠縣的黃金鎮。

　　事實上，各地對北京的模仿并未止于天安門，“鳥巢”也在山西省境內出現。而徐衛國則在沈陽、山東等地看到了長安街兩端的彩燈——它中部斷開，像一對張開的翅膀，很好辨認。去年年初，蘭州的東方紅廣場上，也矗立起56個“民族團結柱”。它們與曾經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民族團結柱”極為相似，一樣的大紅色的柱身，兩端金黃，撐住天空。

　　“就像波幅的震動，(從北京)傳導到外地。”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副巡視員譚烈飛說，他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這與那些效仿白宮的政府建筑一樣，成為一種政治偏好。

　　當然，這些粗糙的模仿更多集中于縣鄉兩級，一些級別更高的領導們則另有偏好——比如大、高。“政府想要通過建筑展示成就，表達人定勝天。”劉力說。

　　因對廣電領域的建筑較為熟悉，蔣培銘曾配合庫哈斯設計中央電視臺的新大樓。“我帶庫哈斯去見過央視的領導，他們說就要一個人沒見過的東西，要天外來客。”蔣培銘說。

　　“1990年代流行玻璃幕墻，那是改革開放的代表。2000年前后，政府開始喜歡新奇和世界一流。”譚烈飛覺得，如今，在安德魯的國家大劇院、庫哈斯的央視新大樓，以及赫爾佐格和德梅隆的“鳥巢”之后，至少在北京，建筑已開始趨于冷靜。

　　事實上，由于意識形態的不斷變化，建筑審美的更迭仍在繼續。現在，就連廣州的白天鵝賓館也越來越尷尬了。“(政府)恨不能炸掉。”匡曉明說。在上世紀80年代，作為惟一由中國建筑師設計的國際五星級賓館，它可是廣州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