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奠基人

　　中國植物種類繁多，資源豐富，很久以來，英、法、德、美等許多國家的科學家多次來中國調查植物資源和采集植物標本。從19世紀60年代前后開始，對中國植物的研究主要由外國人把持，大批標本包括珍稀、模式標本流落國外，有關中國植物的調查和研究論文也是外國人寫的。在國內，近代植物學曾先后兩次被介紹進來，出版和翻譯了一些國外植物學的書，但由于長期受封建社會的桎梏，都沒有受到重視，直到本世紀初近代植物學在中國還是一片空白。錢崇澍對這種狀況早就不滿。他認為不建立中國近代植物學，怎能開發利用祖國豐富的植物資源，又怎能改造中國落后的農業、林業，建設成一個富強的國家呢？

　　錢崇澍懷著滿腔救國激情，決心要更快地將自己學到的近代植物學知識播種在祖國大地上，讓它生根、開花、結果。他當時克服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重重困難，以極大的熱情和毅力，致力于在國內建立和發展近代植物學的研究工作。

　　他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在許多方面都是開創性的。1916年，在國外發表了《賓夕法尼亞毛茛兩個亞洲近緣種》，這是中國人用拉丁文為植物命名和分類的第一篇文獻。1917年他在國外發表《鋇、鍶、鈰對水綿屬的特殊作用》，同樣這是中國應用近代科學方法研究植物生理學的第一篇文獻。他還首次寫出了中國植物生態學和地植物學的論文《安徽黃山植被區系的初步研究》。錢崇澍還在國內第一個選擇了在植物分類工作中難度較大的蘭科、蕁麻科、豆科、毛茛科等植物進行系統的研究。為了更快傳播新技術和新的科學知識，1917年他發表了《介紹新著動植物顯微鏡法》一文，1929年翻譯了《細胞的滲透性質》、《自養植物的光合作用》等植物生理方面的論文。錢崇澍早期的論著和譯文，大多數發表在《科學》、《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植物學文集》等刊物上。除上述文章外，他所發表的《森林之種類與分布》、《植物疏密之試驗》、《植物之天演》、《浙江之蘭科三新種》、《中國植物之新種》等也都是當時的代表作。錢崇澍在植物分類學、植物生理學及植物生態學和地植物學所作出的貢獻，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錢崇澍非常重視野外考察工作。回國不久，他就不畏千辛萬苦，深入浙江和江蘇南部進行植物區系的研究，采集植物標本1萬多號，特別是對浙江省植物做過系統的收集和整理。20年代后又對南京鐘山的森林和巖石植物進行過專門的觀察和研究。他還制定了江蘇、浙江、安徽、四川各省的植物調查規劃。他所組織的采集隊走遍了這些地區的山山水水，積累了豐富的資料，為中國東南、西南植物分類、區系和植被等方面的研究開辟了道路，也為以后編寫地區植物志、全國植物志以及研究植物地理學等創造了條件。通過這些考察活動使錢崇澍進一步認識到祖國豐富的綠色寶庫，開闊了視野，更堅定了他獻身科學的信念。

　　出色的科學組織者

　　錢崇澍還是一位出色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認為要使近代植物學在祖國大地上扎根，必須建立研究基地，組織培養研究力量。為此，他放棄了國立大學的教授職位，于1922年與植物學家胡先?X合作，依靠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補助，在南京秉志教授創立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內組建植物部，建立起實驗室、標本室、圖書館，并開展調查研究，出版刊物圖譜，使該所植物學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迅速進展，為中國培養和造就了不少第一流的植物學家。

　　30年代，植物學的科學研究和教學隊伍逐漸擴大，迫切需要將全國從事植物學研究的工作者組織起來，更好地開展學術交流和科研工作。為此，錢崇澍與胡先?X、陳煥鏞、張景鉞教授等共同倡議組織中國植物學會，經過積極籌備，該學會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慶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宣布誕生。會上，錢崇澍被選為評議員。翌年，在江西廬山蓮花谷召開的學會年會上，他又被選為《植物學雜志》（現《植物學報》的前身，中國最早以中文發表的植物學學術刊物）的編輯。從那以后，他一直是植物學會的領導人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保存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初步形成的科研隊伍，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盧作孚的幫助下，錢崇澍率領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一部分科技人員，遷往西南大后方重慶北碚，找到了一個落腳點。生物研究所遷到北碚后，那時經費更加困難，物價飛漲，而國民黨又以不改為國立就不發給平價米來威脅，企圖控制這個研究所。許多職工難以維持生活。為了擺脫困境，錢崇澍帶領大家種菜、養豬等，還和一些高級職員到外面兼課，以所得平價米來補助困難的職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保存了這支隊伍。在這種極端艱難的境遇中，他還堅持研究工作，寫出了《四川北碚植物鳥瞰》、《四川的四種木本植物新種》、《四川北碚之菊科植物》等論文。此外，錢崇澍在青城山一帶采集的植物標本為科學研究和教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至今仍在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黨對科學事業的重視和關懷，使錢崇澍深受鼓舞。他更加辛勤地工作，除擔任中國）、《中國植被類型》（與吳征鎰、陳昌篤合作）、《中國森林植物志》等重要著作。《黃河流域植物分布概況》一文，對于黃河流域的人工造林和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科學依據，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他古稀之年又主持了《中國植物志》的編撰工作，任主編并擔任蕁麻科部分的編寫工作。中國是世界上植物種類最多的國家之一，植物志編寫任務十分艱巨。從1959年到1965年他任主編期間，《中國植物志》共出版了3卷。全書預計80卷125冊，約4000萬字，它是發展中國農、林、牧、漁、醫藥、環境保護等事業以及進行植物學研究的基本資料，也將是中國植物學發展史上一項劃時代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