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園林設計可以引領城市規劃過程

　　園林和建筑的結合在亞洲和歐洲的其他地方也有體現。這可以體現在基于空間設計理念的城市設計案例中。這些空間設計理念往往源于藝術和園林設計的傳統。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是模仿中國的城市而規劃設計的。同樣，日本園林也是按照中國園林形式建造，把建筑與園林相結合。柬埔寨的吳哥窟通常被認為是一座寺觀園林，其實它的核心區才可以算作寺觀園林，而且受到了源自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影響。這組宗教復合體的設計理念源于一座位于圣湖中的神山，她象征著天神們的家，比如須彌山以及西藏的崗仁波齊山，同時也象征轉世達賴神王的家園。這組幸存下來的宗教復合體是城市的中心，結合了園林和建筑。伊朗的伊斯法罕，繼承了西亞“城市與園林”傳統，常常被形容為“城市中的花園”或者“花園中的城市”。而且伊斯法罕的公共空間設計也傳承了伊斯蘭花園傳統。許多希臘和羅馬的城市是在溪谷之下構建公共空間的山地城市。城鎮為“陽”，有神廟和圣林的溪谷為“陰”（圖06）。既然我們現在這是在談論歐洲，則中國的“陰陽理論”在此被稱為“園林與城市”。

　　湯姆教授以“City As Landscape” 作為其城市園林設計理論書籍的書名，主要目的是指出城市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園林——城市園林。這本書的封面照片就展示了倫敦的金絲雀碼頭的寫字樓與格林尼治公園遙相輝映、顧盼有情的美妙場景（圖07）。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工匠們為老圣彼得教堂設計了一個正方形回廊，而在新圣彼得大教堂前設計了一個橢圓形回廊；巴洛克時期的歐洲城市，其城市空間也被規劃和設計成歐洲巴洛克園林形式；巴黎的規劃同樣也受到了巴洛克園林設計的影響；18世紀浪漫主義城市空間規劃設計也源于浪漫主義園林藝術。

　　2 中國和英國的園林規劃

　　2.1 英國公共開放空間規劃

　　開放空間系統體現的最為全面的例子之一是帕特里克先生進行的1943-1944年倫敦開放空間規劃，它基于雷蒙德-昂溫進行的1929年倫敦規劃（圖08）。倫敦開放空間規劃是在1941年的珍珠港襲擊事件之后被委托的，這次襲擊使溫斯頓-丘吉爾堅信戰爭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倫敦開放空間規劃從未被倫敦市或英國政府官方采納，但它卻深深地影響了英國其他地區和其他國家。倫敦開放空間的規劃思想通過陳占祥先生（1916-2001）的努力，差一點影響了北京。陳占祥先生曾在倫敦做過帕特里克先生的助理，當時他建議保留古城，在北京老城墻外建設新的行政區。他希望老城墻能夠被用作游憩，正如當時西安的城墻的用途一樣。但是最終沒有成功。當得知北京城墻因環路建設被拆毀之后，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教授感慨道：“推掉老墻就如同割掉了我身上的皮！”

　　開放空間的規劃思想也為國際綠道運動打下了基礎，這又進一步促成了綠色基礎設施運動。美麗的哥本哈根綠手指規劃就是這個思想的產物。在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實都源于英國園林藝術的歷史。園林的形式不斷過渡,其中包含了：從臺地園到風致園，從城市到園林再到自然公園，以及從人類到自然的過渡。18世紀倫敦規劃的啟發來自于把城市逐漸向園林過渡。約翰-納什在倫敦市中心穿越圣詹姆士公園到攝政公園的園林過渡，那時是倫敦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