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樹敵很多。”年過八旬的周干峙平靜地說。

　　自1952年從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進入建筑工程部（現在的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前身）至今，除曾在唐山地震后短暫離開建設部任職天津規劃局長兩年外，周干峙絕大多數時間在建設部大院度過。不僅經歷了建設部的歷次變遷，亦見證了中國的城市化率從解放初的10%一路上升至今天的近50%。他自己，則憑借在城市規劃領域的貢獻確立了堪稱“顯赫”的“江湖地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雙料”院士、前建設部副部長、現建設部特邀顧問。

　　但在過去十余年間，這位中國城市規劃界德高望重的權威卻頻頻因各種“上書”、“反對”而為公眾所關注。他反對拆除西直門國務院宿舍、反對國家大劇院建設方案、反對“鳥巢”……至于在各種城市規劃專家論證會上，周對城市建設追求新奇古怪、貪大求洋的反對、批評就更多。

　　反對歸反對。“三年大變樣”式的拆遷口號、“大躍進”式的城市擴張，依舊像癌癥般無可阻擋的在全國擴散開來。城市，正在以周干峙無法認同的形式發展下去，而他除了提出反對意見，無能為力。

　　這背后是中國城市發展驅動力量的變遷。

　　周說，過去城市規劃很純粹，領導與專家結合得很好，但現在“行政干預越來越多”，規劃已經不再那么單純。

　　1. 1950年代：蘇聯標準

　　1952年8月設立的建工部，成立初衷即是為新中國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做準備。1953年確立“一五”期間的156個工業大項目后，項目如何布局城市規劃隨即提上議事日程。初到建工部的畢業生周干峙，便跟隨蘇聯專家趕赴西安，參加選廠和城市規劃工作。

　　北京市于1950年下半年成立的由梁思成先生等人組成的都市規劃委員會，標志著新中國城市規劃的起步。但當時中國的其他城市，大多尚無規劃意識、城市規劃人才緊缺。并且，由于戰爭剛剛結束，工業建設還需保密，做城市規劃的技術人員還需具有黨員身份，從而使城市規劃人員更加短缺。

　　彼時的西安，懂城市規劃的，只有一位老工程師，且主要是做施工而不是規劃。最終，編制西安城市總體規劃的任務落在初出茅廬的周干峙肩上。

　　“趕鴨子上架。”周干峙這樣形容自己當時的處境。因為他自己學的也不是城市規劃，而是學建筑學。周干峙只能在實踐中學習，而最終他畫出來的這版西安城市總體規劃中，工業區被放在古城之外，西安古城和古城墻得以保留。在當時拆墻成風、北京的城墻尚且無法保留的情況下，實屬不易。半個多世紀后，西安市民尚稱道此舉“功德無量”。

　　“西安沒有拆城墻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周干峙說，西安城市規劃“畫圖是我畫的，城墻我也要保留的”，他還在規劃說明書中將城墻形象地比喻為“城市的一根項鏈”。但城墻得以保留，主要是得益于一位老人的觀點城墻還能夠防止原子彈。

　　在周干峙個人職業生涯中，參與、負責西安城市規劃是他后來一系列城市規劃工作的成功開端。西安規劃的成功，在他看來主要得益于政府官員與專業人員的密切合作。

　　蘇聯專家的角色也不可忽視。“解放初一切聽蘇聯專家的，他說對就按他的干，他說不對咱們就不干。”周干峙說。他自己做的西安城市規劃，也是在學習蘇聯經驗并得到蘇聯專家認可后付諸實施的。

　　但在學習蘇聯經驗的同時，結合國情，建設“中國的城市”的觀念亦開始萌芽，并成為此后貫徹中國城市規劃始終的一股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六九之爭”。

　　根據蘇聯經驗，城市住房的人均居住面積是9平方米。這一標準由列寧確定：以房屋層高3米計算，需要9平方米亦即27m3的空氣才能保證居住衛生。但這一標準在中國遭到挑戰：還有人認為，蘇聯人習慣關窗戶，而中國人經常開窗，因此，不需9平米就足夠。當然背后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當時的人均住房面積連4平方米都不到，根本無力按9平方米的標準建設。

　　“一五”期間，與西安一同規劃建設的還有蘭州、包頭、武漢、洛陽等共八個城市，共同打下了新中國第一批城市基礎和工業基礎。但此后，直到改革開放前，再無這樣規劃有序的城市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