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政治經濟學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在這里廣義的包括宏觀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方法。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在建筑環境（built environment）與商品生產過程之間建立了聯系。這一領域的代表學者哈維（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觀形成與變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動力之間的矛盾關系，再此基礎之上建立了“資本循環”（capital circuits）理論，他指出城市景觀變化過程中蘊涵了資本置換的事方法實。鮑爾（Ball, 1986）推進了這一思想，發展出“建筑供給結構”（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討論了建筑生產過程中的相關社會元素，其中包括發展商、規劃管理和服務對象的動力作用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更進一步，諾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給結構”包括更為廣泛的范圍，通過對美國城市景觀的分析，諾克斯證明了社會文化因素與經濟因素同等重要并影響著城市環境的形成過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強調建筑環境產生和變化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密切相關，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時城市發展的組織形式及相關社會機構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點（Wu, 1998）。

　　1.5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喬爾（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賴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類行為與物質環境關系的理論，他們的探索包括人類如何感知特定的環境并且產生行為反應，進而如何在設計實踐中利用這些規律。在這些研究中客觀科學的方法代替了舊的個人直觀的行為研究傳統，他們的理論著作改變了現代規劃與設計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圖”（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來反映個人對環境的感知，通過使用“節點”、“路徑”、“地標”和“區域”作為基本元素來分析環境心理趨向。他同時使用“可識別性”來描述環境特質，好的建筑環境使居民感覺舒適，親切。林奇強調好的城市形態還應包括：活力與多樣性（包括生物與生態）、交通易達性（開放空間、社會服務及工作）、控制（接近人體的空間體量）、感覺（可識別性）、靈活性和社會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贊諾（Lozano, 1990）和特蘭塞克（Trancik, 1986） 討論了人對特定建筑環境的行為反應，分析了現代城市問題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這個觀點，他們建議城市發展演變應與當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適應，強調設計應與環境相協調，即“環境行為”的方法。

　　1.6建筑學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態理論研究中，由建筑師與城市設計師發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對理解城市形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其中最為突出的包括類型學（typological studies）與文脈研究（contextual studies）。類型學起源于意大利與法國，意大利建筑師瑪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亞（Canniggia）和羅賽（Rossi）奠定了類型學的基礎。根據羅賽（Rossi, 1982）的解釋，類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學領域，類型同樣是一個文化因素，從而使它可以在建筑與城市分析中被廣泛使用。由于類型學關注于建筑和開敞空間的類型分類，解釋城市形態并建議未來發展方向。類型學的方法在歐洲建筑設計及城市景觀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文脈研究著重于對物質環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條件下創造有意義的環境空間。文脈研究在艾普亞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爾（Krier, 1984）、羅（Rowe, 1978）和賽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廣泛討論。其中最有影響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鎮景觀”（townscape），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兩點假設，一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感覺規律可以被認知，二是這些規律可以被應用于組織市鎮景觀元素，從而反過來影響人的感受。通過分析“系列視線”（serialvision）、“場所”（place）和“內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國1950、1960年代的“創造嶄新、現代和完美”的大規模城市更新建設和富有多樣性特質的城市肌理（包括顏色、質感、規模和個性）相比較，后一種更有價值和值得倡導。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快速發展的現實同樣有深刻的啟發作用。

　　1.7空間形態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這一理論認為城市由基本空間元素組成，它們構成了不同的開放與圍合空間和各種交通走廊等，空間形態研究從不同規模層次分析城市的基礎幾何元素，其目的是試圖描述和定量化這些基本元素和它們之間的關系。空間形態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馬奇和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國劍橋大學創立的“城市形態與用地研究中心”。隨后各種不同概念被發展用以定義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空間語法”（space syntax，詳見：http：//www.spacesyntax.com），這一概念可以被定義為描述、解釋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間結構的技術方法。這一方法不僅強調分析空間集合的幾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蘊涵其間的社會與人類學意義（Hillier, 1983）。以上討論的城市形態理論提供了廣泛的方法來剖析城市物質環境，盡管它們有重合之處，但根據所側重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的不同，相關的理論概括起來可以被分為三類：一是“形態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歷史研究、市鎮規劃分析，建筑學的方法和空間形態研究。“形態分析”依靠從二維到三維的城市地圖、規劃與建筑設計和城市實體研究，其目的是解釋城市現象和剖析其中隱含的規劃管理、建筑師、業主和各種相關專業人員在城市形態變化中的作用及責任。二是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關注于人的主觀意愿和人的行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過程包括實地觀察、問卷調查及相關人員的訪問；三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它關注政治與經濟因素和相關的社會組織在“城市過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城市形態與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

　　西方現代城市規劃起源于建筑師與社會學家尋找理想的城市形態以醫治“城市病”的烏托邦和物質形象的思想。在過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發展的實踐要求規劃師更多的關注于“政策規劃”、“發展影響評估”、“發展管理”、“社會規劃”和“經濟發展”。規劃師的職責似乎完全脫離了物質環境。然而，物質環境在規劃學科中，無論過去與現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規劃工作依然圍繞著兩個中心，一是計劃新建項目對現狀環境影響的評估，二是組成物質環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動部分的空間協調。”城市形態研究的價值在于它在城市動態變化的過程中適當安排新的結構元素的能力，如“形態分析”已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管理”和“設計控制”等規劃實踐的重要工具，評價規劃工作的優劣在某種意義上是指得到規劃許可的城市發展的結果。基于這一觀點，城市形態的方法對輔助與充實規劃實踐有重要意義。“可持續發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當前西方規劃學科的熱點課題，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與城市形態的關系日益得到重視。具體的規劃概念如密集式城市發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創造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發展步行和公交系統和一系列新的設計原則。作為物質參照的城市形態是“可持續發展”及“城市交通”等規劃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態研究應得到充分的重視。城市形態研究的意義同時存在于它與城市設計的關系，盡管城市設計概念自出現到現在的30多年來，還未形成一個全面共識的定義，但是，城市設計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在實踐層面上的認識，可以描述為是由建筑學、城市規劃和景觀建筑學參與的，給予環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動。其中的活動指利用現有條件，創造新的結構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統一與整體性的城市環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態的目標是理解城市結構形成過程與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的作用力的關系，城市形態與城市設計的同構關系，不僅表現在文字描述上，同時反映在設計實踐中，所以系統的城市形態研究可用于加強和整合城市設計的理論基礎。

　　3、城市形態的方法與理論研究框架

　　根據諾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過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論，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會、經濟、人口、政治、文化、生產技術和環境變化過程所推動。城市化的直接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擴大的城鎮區域內，同時，城市化還導致了其它的一些結谷凱　城市形態的理論果，如城市體系、城市用地、社會結構、建筑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特定的社會系統，如政府政策、法律體系、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關注到變化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作出一系列的反應繼而影響初始的動力因素，這一過程最終形成了一個動態變化的循環體系。諾克斯的分析利用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作為“城市化過程”理論的基礎。作為城市化的一個結果，城市形態的變化明確的反映了城市化過程。基于以上討論，“城市形態作為城市化的結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這一模型，使物質的城市形態，抽象的政治經濟因素和城市規劃有機的聯系在一起，從而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并可以被廣泛應用的方法來分析城市形態變化的動力及過程機制。在這一模型中“形態分析”與“環境行為研究”的概念與方法被強調作為主要的物質環境分析工具。形態分析關注于和城市相關的客觀物質、圖形及文字資料，環境行為研究強調城市居民和專業及行政管理人員的主觀意愿的調查分析，方法它們互相補充，從不同的視角檢視研究對象，從而使城市形態的研究更為理性與客觀（圖1）。復雜性（complexit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理論在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時強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是西方社會科學中新興的邊緣學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種系統表現出的混亂、非連續性和難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復雜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復雜特性挑戰了研究分析與規劃決策過程。充分認識到復雜性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過程變得容易，但它可以使決策者有充分的準備，從而應對由復雜性產生的不確定性。對于不確定性的清晰認識可以幫助尋找適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決問題的過程取決于目標與方法的不確定程度，當人們對目標和如何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形成共識，確定性較高，分析與決策過程可以依賴科學與理性的步驟去完成；當人們同意目標的方向，但不知如何達到它，分析與決策是一個學習過程；當人們不確定要達到的目的，但有許多可選擇的方法，分析與決策成為一個討論過程；最后，如果人們同時不能對目標與方法達成共識，分析與決策成為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過程。認識到不同類型的不確定性，可以對問題的特性作出判斷，從而找出更有效的解決問題的途徑。概括而言，復雜性與不確定性滲透于整個城市發展過程中，它們應成為形態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由傳統的單一計劃經濟為主體轉型為多種經濟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轉型性經濟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穩定性的發展政策和領導主觀意愿構成了分析決策過程的復雜性因素。在相對有限的可借鑒經驗的條件下，缺乏明確的目標與工作方法往往同時成為城市發展規劃中的問題，對不確定性的充分認識對提高中國城市研究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谷凱，男，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