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與科學家們交談。左起：周恩來、孟昭英、梁思成、馬大猷

　　“新老北京之戰”

　　1958年北京的總體規劃，希望以“單中心+環線”的結構來建設一個已確定要發展為1000萬人口的巨型城市。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如何認識其中的弊端并加以調整，成為接下來的故事。我們看到，1979年，吳良鏞（編著注：清華大學教授、著名建筑與 城市規劃專家）先生在《北京市規劃芻議》中提出多中心方案。在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大發展之初，北京又面臨一次選擇。可是1983年版總體規劃依然維持了單中心城市結構；1993年版總體規劃也未能改變這樣的情況。

　　吳良鏞先生沒有放棄努力。2001年，他帶 隊 完 成《 京津冀北（ 大北京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提出面向更大的區域，有機疏散北京的城市功能。

　　2002年3月，新華社針對北京市申辦奧運會過程中在交通、環境等方面遇到的巨大挑戰 ，完成了“ 北京城市發展模式調研 ”，引起了高層關注 。

　　這項調研指出：疏解中心區的人口壓力，一直是北京市城市建設的一個主導方向。1993年經國務院批復的城市總體規劃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改變人口過于集中在市區的狀況，大力向新區和衛星城疏散人口。可是，這項規劃提出的目標與執行的結果，出現不盡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業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區，人口疏散很難 取 得 成 效 。相反，由于規劃是以改造 與發展中心區為導向，大量房地產項目涌入舊城 ，使市中心區的建筑密度越來越大，人口密度也越來越高。

　　千呼萬喚之后，北京市認識到單中心城 市結構存在的弊病，于2004年啟動了總體規劃修編工作。2005年1月，國務院批復了《北京城市總體規（2004年至2020年）》。這一版總體規劃的立意，終于回到了當年梁思成先生的立場——整體保護舊城、重點發展新城，多中心、平衡地發展城市。

　　在這一輪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再次出現中央行政區建設之爭。代表人物是趙燕菁（編者注：時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先生，他提出將新的中央行政區設于通州，以此帶動城市結構的調整。

　　2004年，我在《瞭望》新聞周刊對此事件進行了公開報道，引發社會討論。

　　北京工業大學的調查顯示，當時在北京，僅中央機關馬上需要的用地，加起來就有近4平方公里之多。4平方公里，相當于5個半故宮的占地面積。

　　北京中心城區的規劃空間容量已趨于飽和，中央企事業單位及其附屬功能的占地高達170多平方公里，多集中在四環以內。在這一范圍，減去道路、基礎設施、公園、學校等用地后，其余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職能有關，而北京市政府相關的占地只有中央的十分之一左右。

　　據此，趙燕菁認為，只有中央行政區的調整，才能帶動北京城市結構的調整。

　　但是，這個問題在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未獲得充分討論，也未形成決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