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生態學家看來，深生態學運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淺生態學運動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考察和認識本質上是人與自然對立的“二元論”的，其基本點在于“人類主宰自然”；而深生態學運動則以生態系統中任何事物互相聯系的整體主義思想，來看待和處理環境問題，在哲學世界觀上，堅持人與自然相統一的“一元論”，其基本點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2．淺生態學運動認為自然資源只有對人類有益才有價值，離開了人類的需要，自然環境、物種、生物無所謂權利與價值；深生態學運動則認為，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內在價值，生命物種權利平等。任何自然物有自己的生存權利，它的價值不依賴于人類的需要。

　　3．淺生態學運動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通常是技術主義的，試圖在不觸動人類的倫理價值觀念、生產與消費模式、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前提下，單純依靠改進技術的方式來解決人類面臨的生態環境危機；深生態學運動則認為，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本質上是文化危機，其根源在于我仍舊有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機制的不合理方面，人類必須確立保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的文化價值觀念、消費模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政治機制，才能從根本上克服生態危機。

　　4．淺生態學運動反對污染和資源枯竭的目的，追求的主要是發達國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質上的富裕，而深生態學運動聲稱，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是要維護所有國家、群體、物種和整個生物圈的利益，追求個體與整體利益的“自我實現”。

　　三、深生態學的最高規范與基本原則

　　阿恩·納斯為深生態學理論創立了兩個“最高規范”(ultimatenorms)或“直覺”(intuitions)：“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和“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biocentricequality)。這兩個最高規范是深生態學環境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要正確評價深生態學理論，務須對深生態學的最高規范及其基本原則，有一個全面的、客觀的了解。

　　1．自我實現

　　深生態學家認為，深生態學的自我實現規范，需要人類的現有精神有一種進一步的成熟和成長，需要一種超越人類的包括非人類世界的確證。我們必須以一種超越我們狹隘的當代文化假設、價值觀念、時間與空間的俗常智慧來審視自我。只有通過這種方法，我們才能有希望達到完全成熟的人格(Personhood)和獨特性(uniqueness)。

　　納斯指出，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經歷了從本能的自我(ego)到社會的自我(self)，再從社會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態的自我”(ecologicalself)的過程。這種“大自我”，或“生態的自我”，才是人類真正的自我。這種自我是在人與生態環境的交互關系中實現的。比爾·迪伏和喬治·塞遜斯在闡述“自我實現”這一最高規范時指出，一個有教養的、非主宰的社會能幫助個人從“真實的作品”(realwork)變成一個完整的人(wholeperson)。“真實的作品”可以象征地簡稱為“大自我中的小自我”(self-in-Self)。而“大自我”(Self)則代表著大自然原始的整體。深生態學“自我實現”這一最高規范所要強調的是：個體的特征與整體的特征密不可分；“自我與整個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態系統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

　　2．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

　　“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是深生態學倡導的另一個最高規范。它要強調的是，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機體和存在物，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的一部分，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種生命形式在生態系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榮的平等權利。”納斯把這種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看作是“生物圈民主的精髓。”

　　深生態學的生物中心主義平等理論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生物圈中的所有的存在物(包括人類與非人類、有機體與無機體)有其自身的、固有的、內在的價值。深生態學家認為，這是“以一種超越我們狹隘的當代文化假設、價值觀念和我們時空的俗常智慧來審視”，而得到的直覺．而無需依靠邏輯來證明。生態系統中物種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是生態系統穩定性和健康發展的基礎，因此一切存在物對生態系統來說都是重要的、有價值的。從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與發展來看，一切生命形式都有其內在目的性，它們在生態系統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深生態學堅持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觀，在環境倫理學意義上，具有鮮明的“生物中心主義”或“反人類中心論”的傾向。深生態學家都十分贊賞萊昂波特的見解：人類是生物共同體的“普通公民”(plaincitizens)，而不是大地的主宰和凌駕于其他所有物種之上的“大地主人”(lordandmaster)。

　　深生態學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是與它的總體意義上的自我實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比爾·迪伏和喬治·塞遜斯指出：“這一總體意義上的自我實現的觀念是，假如我們傷害大自然的其他生物時，我們便是在傷害我們的自身。一切生命沒有高低貴賤的分界線，并且每一種事物都是互相關聯的。而且，在我們所覺察到的作為個別的有機體和存在物的范圍內，這一認知吸引我們去尊敬所有的人類與非人類享有作為整體的部分的個體的自我權利，而沒有感到要去建立把人類置于最高層次的種類等級制度的需要。”

　　生物中心主義平等這一直覺或規范的實際涵意，是建議我們通常應該以對其他物種和地球產生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影響的方式來生活。深生態學家明白，當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在實踐上所展開的時候，人類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需要的矛盾。為此，深生態學首先把人類的“生死他關的需要”(vitalneeds)、“基本的需要”與“邊緣的、過分的、無關緊要的”需要區別開來。人類有著壓倒一切的、生死他關的、對一個健康和高質量的自然環境的需要。為此，深生態學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格言：“手段簡單，目的豐富。”(SimpleinMeans，RichinEnds.)它對占統治地位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消費觀提出疑問，挑戰我們去過簡單而又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