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江南的城市，大家都不會太陌生。不過和以前多為談江南歷史、談區(qū)域經濟或文獻整理等不同，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劉士林，在人文大講堂上和讀者交流的是，現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劉士林說，以作家的眼光看江南城市的興衰與變遷，不只是比一般的學術研究多了些人文情懷。這份充滿人文色彩與價值的思想史與文化史遺產，為當代長三角重建江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參照。

　　江南城市“四大名旦”及其現代命運

　　江南名城眾多，不能一一道來。但把南京、杭州、揚州和蘇州稱為江南城市“四大名旦”，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歧義。了解了它們在現代進程中的興衰，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江南城市群變遷的規(guī)律和特點；剖析它們獨特的性格、氣質與悲劇性的內在沖突，也就大體上參透了江南城市群的文化矛盾與命運讖語。

　　要想深入了解現代作家江南城市書寫的意義，首先需要對古代城市有一些規(guī)律性的認識。經濟史學家曾將中國城市分為“開封型”與“蘇杭型”，前者的核心功能是政治與軍事，歷史上的北方都城與軍事要塞城市都屬此類。后者的核心功能是經濟與消費，江南城市也包括其他區(qū)域的商業(yè)中心城市屬于這一類。

　　但另一方面，在權力資源和意識形態(tài)高度集中和專制的古代社會，“蘇杭型”城市根本不可能獨立自主地發(fā)展和演化，而只能在政治與經濟的夾縫中“茍全于世”。江南城市最基本和最深層的性格與氣質，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積淀、生成的。

　　我把它稱為“欲罷不能”和“欲說還休”。一方面，由于雄厚的經濟實力，必然要求在上層建筑上有所建樹，因而歷史上，“蘇杭型”城市就如同喜歡“紙上談兵”的古代書生，它們總是會不由自主或半推半就地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與軍事均不是江南城市的所長，每一個想成為政治中心的城市，最后都難逃“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悲慘宿命。這時，真正能夠安慰和吸引它們的，就不再是“聞雞起舞”和“中流擊楫”的英雄事業(yè)，而是“自作新詞曲最嬌，小紅低唱我吹蕭”的文人情懷，或“鈿頭銀笆擊節(jié)碎，血色羅裙翻酒污”的世俗快樂。

　　杭州和南京：與政治中心的距離決定態(tài)度

　　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和南京。

　　南京與杭州曾分別是吳文化區(qū)與越文化區(qū)的政治中心，在歷史上也有過稱霸一時、與列強相頡頏的光榮歷史。由于這樣的地位與歷史，這兩個城市的政治與軍事沖動，在江南城市群中也是最突出的。以元初、清初為例，在中原和北方的“關西大漢”都紛紛放棄抵抗之后，在人們印象中一直軟綿綿的江南“才子佳人”，卻會成為在軍事是抵抗外族入侵、在文化上捍衛(wèi)夷夏之別的主力軍。

　　從深層說，這與江南城市文化中深藏的“政治情結”有關。但實際情況正如我們在歷史上反復看到的，江南每一次抗爭的結果，無不是以自身的失敗而告終。久而久之，在江南城市中就形成了一種節(jié)奏緩慢、溫柔富貴、“躲避崇高”、沉迷于日常細節(jié)享受的詩性生活方式與游戲人生態(tài)度。這是江南城市最終選擇“不談政治”、“尤厭言兵”的江南詩性文化理念，也是歷史上很多士大夫對“南朝”、“南宋”、“南明”進行聲色俱厲的道德批判的主要原因。

　　盡管都以江南詩性文化為基本價值取向，但由于在地理、人口、歷史、生活方式、文化心態(tài)、性格氣質等方面的差異，南京與杭州在城市文化上又表現出微妙的不同。

　　與政治中心的距離和在歷史中形成的不同態(tài)度，是同屬江南的杭州和南京在性格與精神氣質上表現出很大差異的主要原因。它們在一般的江南城市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即使不是被完全忽視，也基本上不受重視。正是在現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經驗與話語中，這種最感性、也最本質的“細節(jié)真實”才大白于世。

　　以杭州為例，郁達夫寫過一篇《杭州》，他最欣賞的不是儒家的政治抱負和入世理想，而是明朝人高濂寫的一本叫《四時幽賞錄》的閑書。郁達夫用吳自牧的“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觀殆無虛日”來概括杭州的城市性格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