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物保護領域而言，即將過去的2012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文物保護法》和“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走過了30載，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所起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2012年又是紛亂嘈雜的一年：文物鑒定、流通領域時有亂象，“古城”建造種種名目讓人眼花繚亂。2012年更是令人振奮的一年：公益訴訟制度寫入民事訴訟法，為加強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提供了又一項有力的武器；全面啟動的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將為摸清文化遺產領域的國情國力，進一步加強對這些珍貴的文明印記的保護提供基礎數據。

　　完善法制建設，加大執法力度

　　12月11日，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國務院法制辦、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頒布30周年暨修訂10周年。

　　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文物保護法》)，并公布實施。這也是我國文化領域的第一部法律，開啟了文物保護工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新時代。

　　《文物保護法》頒布實施30周年和修訂10周年以來，文物事業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快速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文物保護法制體系正在形成；文物法制普及取得明顯成效；文物執法體制機制逐步完善；文物“家底”逐步廓清；文物保護取得豐碩成果；文物保護科技支撐引領作用日益增強；文物工作服務社會、促進發展、惠及民生的作用日益凸顯；文物保護環境條件得到很大改善。

　　然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文物保護工作也面臨著錯綜復雜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今年6月26日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祥向常委會報告文物保護法執法檢查情況時指出，目前我國文物執法機構不健全、執法人員偏少、經費不足的現象較為普遍，在基層尤為突出，文物管理中仍存在職能交叉、職責不清以及執法機構、隊伍不健全等問題。此外，據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普遍反映，《文物保護法》中一些規定不適應文物工作的需要。例如，對文物違法行為的處罰過輕，且缺乏必要的強制措施，難以有效遏制違法行為等。《文物保護法》中要求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制定的法規和文件，如國有文物收藏單位不再收藏的文物的處置辦法、文物認定的標準等，至今尚未出臺，影響了相關工作規范開展。

　　加強文物保護，從根本上講不能離開法治。文博業內人士普遍呼吁加快法律的修改完善，加大違法犯罪成本，加大執法力度，尤其對于地方保護不力、不能妥善處理保護與發展關系而造成文物破壞的，應嚴肅追責。

　　公益訴訟助力文化遺產保護

　　4月召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上，任茂東委員建議，把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公益訴訟范圍，將“人為破壞文化遺產”明確寫入公益訴訟相關條款中，逐步建立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并獲多位委員附議。

　　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首次將公益訴訟制度寫入民事訴訟法，被視為此次修改的最大亮點，2012年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社會組織積極介入維護公共利益行動的破冰之年。

　　修正案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盡管“文化遺產”并未如一些常委委員此前建議的那樣，明確被列入公益訴訟的范圍，但修正案的通過，仍為借助于公益訴訟保護文化遺產提供了可能，不啻為一個巨大進步。公益訴訟的介入，可以避免文化遺產保護中形形色色的行政干預，遏制非法侵害文化遺產的行為，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法治的軌道，依法解決涉及文化遺產的糾紛，依法保護文化遺產。而每一起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案例，都將成為活生生的普法教材，可以宣傳和普及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知識，提高全社會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

　　與此同時，也有文保人士指出，目前規定的公益訴訟主體過于籠統、不夠明確，可操作性差，容易造成立法本意無法實現的情況，應進一步明確、具體。因為從現有法律來看，尚沒有所謂的“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訴訟主體實際上確定不了。有專家建議應把檢察機關這個公益訴訟主體明確下來，可以將有關條文修改為：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檢察機關與有關機關、社會團體可以作為共同訴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歷史文化名城期待整體保護

　　為紀念國務院批準設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30周年，由中國城科會歷史文化名城委員會、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辦公室主辦的相關紀念活動于6月8日在北京市規劃展覽館啟幕。而9月在南京召開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三十周年研討會”上，住建部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工程師趙中樞直指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情況堪憂，“其中13座名城已經沒有歷史文化街區。”

　　1982年，國務院公布了第一批24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標志著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進入了按照新的文物保護機制進行重點保護的發展時期。30年間，進入名單的城市已經從24個增加為118個。經過30年的不懈努力，名城保護事業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國家及地方出臺了歷史文化名城和歷史建筑保護的法規條例；一些名城通過城市遺產和歷史街區保護，在改善人居環境、發展文化旅游和傳承文化傳統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

　　盡管住建部與國家文物局2011年1月啟動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檢查工作，結果尚未公布，然而，在大規模和高強度的舊城改造沖擊下，很多名城的整體風貌遭到了較為嚴重的破壞，空間秩序大為混亂，已是不爭的事實。

　　城市是一個有機體，一個城市少則有數萬人、多則有幾百萬人生活在其中，自然有不斷發展的各種需求。名城保護既要注重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也要充分考慮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保護的目的就是要使城市的建設發展既符合現代生產和生活要求，又能夠保持其特有的文化特征和傳統風貌。對歷史文化名城應實施整體性保護已成為眾多文保專家的共識。

　　復古風潮中的“拆”與“建”

　　《河南開封千億豪賭：4年重造北宋“汴京”》、《“煙雨鳳凰”：擬55億元打造“山寨古城”？》、《河北灤州古城舉行開城大典，遼國“國王”“皇后”出城迎客》、《江蘇金湖將投資30億元建設堯帝古城》、《驪靬古城復建項目在甘肅金昌開建》……在2012年喧鬧的城市復古風潮中，類似的新聞不絕于耳。

　　這些城市大興土木的背后便是“拆”，復古風潮下一座座嶄新的“古城”拔地而起，真正的文物卻永遠地消失了。為了打造所謂古城，一些地方不惜拆毀真文物，建造假古董；一些老胡同、老建筑被徹底拆毀，原地卻建起所謂“歷史文化街區”；文物單位被修繕一新，加蓋違章建筑，然后當做豪宅掛牌出售。如此“以舊換新”的結果，就是GDP增加了，政績閃亮了，可是真文物沒了，文化傳承也就無從談起。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來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設活動。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朱自煊把目前對文物的破壞分為兩種：建設性破壞和保護性破壞。“建設性破壞是由土地經濟和地方政府政績觀導致的。而保護性破壞則是打著振興、恢復的口號，實際上拆舊建新、造假，很多地方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背后的經濟效益高，口號又迷惑人。”

　　城市的更新是城市發展的必然過程，關鍵在于如何處理古城保護和更新的關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張松認為，重建古城的方向是錯誤的，因為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是回不去的，文化遺產的保護才是重點。而一些并不反對再造古城的學者則認為，需要界定好保護性修復現存古城、復建古城與古城再造三者的界限。“是假文物沒關系，但要考慮業態。業態規劃成功，古城會實現轉型；只是物質城墻，可能大量的錢投進去以后收不回來，留給下屆政府，最后真正承擔的還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