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通過戶籍制度和其他政策，中國一直維持了嚴格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格局，使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比其他國家更困難。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鄉之間存在高達3.3倍（2008年）的收入差距，這是表明中國需要更大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和更多的城鄉移民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收入的差距折射出生產率的差距。也就是說，在考慮技能差距的前提下，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一個勞動力能大大提高人均生產率，從而全面提升中國產出。就經濟增長和相應的人力發展而言，被限制的城市化代價高昂。

　　3.6 這一差距遠遠超過其他亞洲國家，而且在不斷擴大，挑戰了庫茲涅茨假說。城鄉收入差距從1995年的2.8倍上升到2008年3.3。中國似乎遠遠超過了城鄉收入應該開始收斂的警戒點，但收入差距卻仍然繼續擴大。近期的研究報告表明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鄉生產率差距相當，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通常較低。這種差距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是亞洲最高的。但是中國的城鄉差距也同時意味著，通過進一步的城市化，使人們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的城市部門就業，國民收入增加還有巨大的潛力。

　　城市數量眾多、人口不足

　　3.7 和其他大國如巴西或美國相比，中國的城市化是高度本地化的，長距離長距離人口遷移很少。2003年，只有3500萬-4000萬農村移民跨省流向城市，占城市人口的6%-7%。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半數新增的城市人口只是簡單地由當地重新規劃將農村劃為城市而實現的；移民高度本地化的結果是分散的城市化，這使得中國大多數城市的規模太小而不能有效利用城市集聚經濟，限制了城市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增長。如下頁圖1所示，相對于其他國家，在2000年，中國人口在100萬到1200萬的大城市的數量明顯較少。雖然中國有規模尚可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但研究表明，在1997年很多地級城市只有有效規模的一半。這類城市的規模擴大一倍可以使其單位勞動力的實際產出增長20%-35%。雖然一些城市在過去幾年經歷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入，但中國總體仍是城市數量眾多、人口規模不足。

　　城市的經濟結構

　　3.8 與城市人口規模不足相伴而生的是城市產業的專業化程度不高。歷史上，中國的計劃經濟使大多數城市都鼓勵發展門類繁多的制成品生產，且一般是不經濟的小規模生產。在大國，中小規模的城市趨向于高度專業化（如生產鋼鐵、汽車、紡織品和其他產品）。市場機制引導當地就業向一種產業或一些內在相關的產業集中，以充分利用生產的規模經濟。較大的城市有更廣泛的經濟基礎，而且更加專注于高技術產業和商品與金融服務。不過，它們仍然是專業化的。中國正在向這個方向快速發展，并且很多無利可圖的本地生產線被放棄。然而很多城市繼續支持本地那些幾乎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或生產規模低于最小經濟規模的國有企業生產。

　　3.9 中國正處在制造業應該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的發展階段。雖然這種分散正在發生，但卻受到阻礙。城市領導人基于他們受到的訓練和經驗，往往偏好于制造業，同時他們也有財政上的動因愿意繼續保有制造業，因為這可以分享制造業產生的增值稅，盡管服務業能夠產生營業稅。擁有更多權力和資源的行政等級較高的城市，利用不平等的優勢吸引制造業及建立產業園招商引資，而此時它們恰恰應該更關注服務業的發展。這一點阻礙了制造業分散的進程和中型城市的發展。

　　3.10 對非常大的城市而言，最根本的經濟基礎是商業服務和金融部門，但在中國這些部門很小（盡管在快速成長）。許多商業服務活動（如廣告）最近才從政府的廣泛控制下解放，但其他活動（如法律和金融服務）仍在嚴格的監控之下。透明的、自治的法律和金融體系的缺乏，是在中國出現像東京、倫敦或紐約這樣的國際化大城市的主要障礙。

　　雙重隔離：城市移民的生活狀況

　　3.11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在中國，從農村流向城市的移民因政策的原因而受到歧視，導致城市社會的二元性。農村的移民或者被拒絕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或者只能在很高的成本上得到低質量的服務。他們沒有資格參與基本的職業培訓項目，而且大多數沒有參與當地的社會保險（失業、健康、意外）和社會保障計劃。

　　3.12 不容忽視的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即使沒有官方認可的歧視，移民也要忍受糟糕的城市生活條件和隨之而來的問題以及社會動蕩。而中國的情況則因兩個關鍵的不同而更加惡化。

　　3.13 盡管國務院最近制定了政策措施，但在其他國家中移民可享受的一些基本福利——移民的孩子們原則上可得到與其他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機會、移民自身接受職業培訓——在中國仍然得不到。因為知識積累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所以，缺乏高質量、價格合理的教育也是對以后的勞動力質量和經濟增長產生嚴重的負面增長。

　　3.14 在發展中國家，大部分農村向城市的移民被看作永久性的移民；然而在中國，過去政策的一個隱含前提是，移民是暫時性的或“候鳥式”的，盡管移民完全融入城市的長期趨勢不可逆轉。由此引出了重要的問題。一個問題是，移民在城市中安家投資的機會受到限制，因為他們在農村的財產不能轉移，而且他們沒有進入城市信貸市場的資格。在其他國家，移民可以自由地賣出他們在農村的土地和他們在當地農村企業擁有的股份。然而，正如后面將要討論的那樣，在中國卻不是如此。這種財產的不可流動性影響了移民將財產轉移到城市以購買住房、開辦企業、融入城市社會的能力。在許多其他國家中，雖然當移民流向城市時一開始可能租房，但一般他們很快就搬到自有的房子里。比如在巴西，屬于全國人均家庭收入最低的20%部分并且在20世紀90年代遷移到城市的移民中，有60%的人到2000年時已經有了自己的城中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