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團中另一位成員的日記，也體現了西方人對長城的濃厚興趣：

　　“使團的幾位紳士十分渴望將來能重訪長城，以便能夠更精細地研究這一奇跡；但是之前我們借以登上長城的那條通路，或者裂縫，在我們不在時很可能已經被石頭和垃圾堵塞，因此就會無路可走。他們將被迫去尋找一條新的路徑，如果找到，那么他們便有可能在將來再一次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而隨團畫師WillianAlexander（威廉·亞歷山大）則更直觀地將長城描繪在畫作中。

　　馬戛爾尼使團的外交要求遭到拒絕，但英國并沒有放棄努力，隨后又派出了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來到中國，由于雙方在禮節上的分歧，使團一度未能進入北京城，而只能滯留通州，隨團醫生ClarkeAbel（克拉克·阿裨爾）便趁機游覽了一番，他這樣描述通州的城墻：

　　“在到達外圍城墻的路上，我們走過了一座架在一條又寬又深的護城河上的橋。如果保持不被填塞，這條護城河將是對入侵者的一道有力的阻隔。這段城墻修建得大概有六七十英尺高，從其城門門拱的長度來判斷，大概有五十英尺厚。穿過這座城門后，我們又經過了一道與之成直角的、在第二道城墻中的門，它是由木頭制成的，大概有七八英尺厚。”

　　陶飛亞說，當時西方人的活動，并不局限于京畿地區，廣東等沿海地區才是當時中國的真正入口。比如19世紀在東方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西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Chinnery），就多次畫過廣州海珠炮臺。

　　被沖破的城墻：鴉片戰爭和晚清時期

　　晚清時期，鴉片戰爭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國門，古老的城墻顯得不堪一擊，城墻所象征的傳統中國在西方力量的強迫之下開始緩慢而艱難地新陳代謝。

　　1844年，倫敦出版了TheChineseWar:anAccountofAlltheOperationsoftheBritishForcesfromtheCommencementtotheTreatyofNanking（《中國戰事：英國軍隊從戰爭爆發到簽訂南京條約為止的軍事行動概述》），書中配有大量出自E.T.Wigan之手的相關插圖，直觀地描繪了鎮江、澳門、廣東等地的城墻與城門在一系列的外來侵略中的景象。【見圖1、2】

　　“在照相機尚未普及的年代，畫師們無疑發揮了記錄異國風物的重大作用，用畫筆描繪了當時中國大量的真實面貌。”陶飛亞說。1843年，英國著名建筑師、畫家ThomasAllom（托馬斯·阿羅姆）將這些圖畫重新編繪出版為ChinaIllustrated（《圖解中國》）。

　　在這套畫冊里，ThomasAllom借用訪華畫家，如荷蘭人尼霍夫、英國人威廉·亞歷山大、錢納利、法國人波絮埃等人的畫稿，創作了128幅反映中國世態風情的銅版畫。在ThomasAllom的畫筆下，南京城、鎮江西門、韶關城墻、定海要塞、珠江上的大黃滘炮臺等建筑，英國人對廣州周邊的進攻、對沙璞的攻擊，滿洲府官員到八達嶺巡游等歷史事件，都一一呈現眼前。【見圖3】

　　1837年，法國人達蓋爾發明了照相術，此后沒過幾年，便傳入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費利斯·比托(FeliceBeato)作為戰地攝影記者隨英法聯軍來到中國，拍下了許多珍貴的影像，創造了許多中國影像史上的“第一”。

　　“比如費利斯·比托1860年8月拍攝的剛剛被占領的大沽北堡角內側，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長城照片。1860年10月24日，他拍下了史上第一張北京城全景圖。”陶飛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