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羅的街道上行使著500萬輛私家用車、4萬多輛公交車、160萬輛卡車以及近90萬輛摩托車。在它的天空中，每天有大約500架注冊直升機和700次航班起降。

　　達尼洛·費里奧曾在里約工作過兩年，在紐約工作過一年。在他看來，正是保利斯塔決定了圣保羅能夠成為今天的圣保羅。“在里約，人們總是很熱情。他們常常說：‘到我家去吃飯！’可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從不告訴你究竟什么時候請客、他們家的地址是什么。而保利斯塔看似冷漠，實則不會輕易許下承諾。在巴西各地，人們總是喜歡保持一團和氣，盡一切努力避免沖突。你送給巴西人一樣禮物，即使他心里厭惡到極點，也會表現得歡欣鼓舞。和一個典型的巴西人做生意，如果他不滿意你的服務和產品，他不會直接告訴你。他會告訴他的秘書。他的秘書再告訴第二個人、第三個人，最后終于傳到了你秘書耳朵里，這時你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巴西人還喜歡把私人關系放在第一位。與一個巴西人談生意，在進入正題之前，他勢必要先聊上半天的家庭和興趣愛好。但圣保羅，我們不那么隨意，我們遵守規范，坦率直白。換句話說，我們很‘職業’，我們按照世界通行慣例做生意，這就是圣保羅為什么能這么繁榮的原因。”

　　黑金之城

　　1870年，里約已經是國際大都市，而圣保羅只有3萬人。根據圣保羅研究機構費爾南·布羅代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說法，在過去140年里，這座城市經歷了“人類經驗中大城市最快的長期增長率”。事實上，今天圣保羅和保利斯塔都是由一種東西創造的，那就是“咖啡”。

　　1727年，咖啡的種子從法屬圭亞那地區被引入巴西。最開始被種植在亞馬孫，然后向南蔓延，在1770年左右到達里約和米納斯吉拉斯。1779年，從里約港出發，咖啡第一次出口到里斯本，大約有1.25噸。到君主政治結束的1889年，咖啡出口已經占巴西全部出口產品的2/3。在那些年里，咖啡銷售的價值和整個殖民時代所有出口品的價值相等。

　　在歷史上，圣保羅幾乎從沒能從殖民經濟中分得一杯羹。在圣保羅市中心，有一間白色的被稱作“庭院學院”（Patio do Colegio）的教會學校遺址。門外的廣場上就是建市紀念碑。1532年，葡萄牙人來到距離圣保羅70公里外的海島圣文森特，在那里建立桑托斯。只有傳教士們愿意向內陸推進，1554年，他們在桑托斯70公里外修建了這個教會學校。但是在定居點建立后的200多年里，圣保羅一直保持著面積一兩平方公里、人口1000的規模，城市從未擴張。

　　與里約這座海濱城市相比，處于內陸的圣保羅更具開拓的動力。在圣保羅伊比拉普埃拉公園里，有一座宏大的先鋒旗手紀念碑（Monumento às Bandeiras)：走在最前面的男子騎著高頭大馬，后面跟著人數眾多的隨從與奴隸。從17世紀開始，一群自稱為“先鋒旗手”的圣保羅人開始穿越城市西面的大陸。他們的探索與發現極大地擴展了領土范圍，直到今天巴西的疆界。也正是圣保羅人最先深入到米納斯吉拉斯無人居住的峽谷中，在維利亞斯河里發現了第一批金子。但是金礦的開采并沒能給圣保羅帶來巨大的繁榮：米納斯吉拉斯距離里約更近，金礦的出口大多走的是里約港；而金礦的利潤幾乎都被葡萄牙人拿走了，一度引發了圣保羅人的暴力反抗。傳統從這時形成—與里約后來的依附皇權不同，圣保羅更愿意與以皇權為代表的舊體系決裂。

　　咖啡貿易的興起給了圣保羅千載難逢的機遇。圣保羅州擁有與里約同樣豐富的光照條件，但由于地處800米的高原，它氣候卻更加溫和。它還擁有獨特的紅紫色土，土層深而且多氣孔、富含腐殖質，非常適合咖啡樹的茁壯成長。

　　在“庭院學院”的工作人員奧古斯都告訴我，教士當年選擇圣保羅作為定居點，除了考慮到附近有印第安村落外，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沿海的群山將圣保羅州分成了兩個部分：廣闊的內陸和以桑托斯港為代表的狹長沿海。圣保羅正好位于兩者的交匯點上。同時，圣保羅也是河流的交匯處，能夠連通巴拉那河與拉普拉塔河兩條大河。它們的流域覆蓋了巴西整個東南部地區。而與桑托斯相比，圣保羅的優勢是它有足夠的土地容納城市的發展。

　　于是，圣保羅成了廣大內陸種植園與桑托斯港口之間的樞紐。這成為巴西咖啡生產和出口的主要線路。

　　19世紀末，圣保羅州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種植園—杜蒙特種植園。在距離圣保羅300英里的內陸：莊園包括數千英畝的土地，其中有超過1.3萬英畝的咖啡田和2500英畝的牧場。環這個莊園一圈有40英里，人們為此修建了40多英里的鐵軌。莊園供養著5000人，包括23個定居點，規模最大的由70戶家庭組成。這里有為工人提供食物的大商店，還有面包店、藥店、鋸木廠，甚至還有釀酒廠。

　　從表面看，咖啡種植的興起，不過是巴西單一農作物經濟的又一輪簡單循環，只不過主角從糖和煙草變成了咖啡而已。咖啡和糖具有許多相近的經濟特征：大種植園、單一農作物、依賴國外市場。咖啡莊園的規模和經營模式也和糖料種植園相似。但相似之中蘊含著改變巴西歷史的巨大不同：咖啡的種植和加工都需要更大的投資，這刺激了金融業的發展，并使種植園和國外資本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咖啡種植者更支持自由化、樂意用新技術、機器進行試驗。大部分咖啡產業興起時，奴隸貿易已經停止。咖啡種植園廣泛地使用領薪雇用人員。相比而言，糖料生產者更為保守，他們和依賴保護關稅的帝國政府聯系密切，堅決不肯取消奴隸制。

　　到19世紀80年代，巴西社會的上層發生了分化。從全國來看，傳統的大地主與地方、州和國家政治家的友誼或家庭紐帶是基本的權力結構。而在圣保羅和米納斯吉拉斯，咖啡種植者日益代表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巴西史》中說：“新興城市中心聯合有資本的咖啡種植者，挑戰農村新資本主義和垂死的大地產階級的權力，這是當時巴西斗爭的基調。”圣保羅孕育的，并不只是咖啡，還有巴西共和國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