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是中國文化中“和”思想在園林營造上的具體體現，指園林建設要與所在地區的地形、地勢、地貌相結合，作到總體布局上依形就勢，達到“天時、地利、人和”。早在秦朝時期，利用曲江山水景致優美的自然特點，皇室便在此開辟了著名的禁苑——宜春苑和樂游原，使曲江成為皇家園林的重要組成部分。隋朝時期，首都大興城倚曲江而建，皇家禁苑芙蓉園修成后，相鄰的曲江儼然成為都城的一部分。芙蓉園也由秦漢都城郊外的離宮別館轉變為隋朝都城中的皇家園林。唐代，曲江進人了繁榮興盛的時期，重新修建的芙蓉苑（亦稱芙蓉園）更加具有創意，是一座能容納萬人同游的皇家園林。園外著名的曲江流飲與雁塔晨鐘相互輝映，園內紫云樓、彩霞亭等重要建筑屹立于綠山碧水之間。縱觀整個園林，亭臺樓閣靜若處子，堂殿廳館嚴肅威儀，橋石榭檐怪奇靈動，雕窗柱廊露而不透…… 本來就很優美的自然環境，經過創造性的處理而更加藝術化，形成了一種不是仙境而勝似仙境的美學效果，為中國古園林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富于變化中營造出大手筆的“第二空間”。由于集權的需要，中國古代的宮廷、壇廟、衙署、民宅等實用為主的建設格局比較側重于整齊劃一，在對稱中顯示嚴整的美學效果。以“游”為主的園林建設則不必遵循這種模式，可以有比較廣闊的創造空間，在自由隨意中以千變之景顯示萬化之態。一般來說，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下，營造濃綠深蔭、清風微波，在因山就水中形成高低錯落的意境之美是古代園林共同努力的方向。由于關中地區代表性的古園林幾乎全是皇家的專有之物，特殊的地位，充足的財力，使得在環境創造上顯示出來的膽識自然也不同凡響：同是需要山水相伴，皇家園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種小家碧玉式的涓涓細流，那“蓋三百二十頃”的昆明池，碧波蕩漾的太液池都明顯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同是需要動植物的裝點，皇家園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種“一枝紅杏出墻來”式的輕描淡寫，而是喜歡表現籠天地于一園的大氣概，不管是秦朝阿房宮里亭臺樓閣的開闊地帶，還是唐代大明宮、興慶宮、華清宮、芙蓉苑里的深深高墻，都匯集了天下的奇花異草、珍禽異獸；同是需要建筑的點綴，皇家園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種“小橋、流水、人家”式的婀娜，而是比較喜歡那種庭院深深的神秘，阿房宮、紫云樓、含元殿這些以高大著稱的建筑都不是孤身而立，而是處在許多輔助性建筑的圍繞之中，形成高低錯落、迂回曲折的環境布局，顯示出巧奪天工的環境設計水平…… 所有這一切，都使關中古園林在環境創造上具有一種超乎尋常的藝術表現力。

　　象征比擬，在園林中凸現人文環境的意趣之美。象征比擬，是指將不同質量的物體相互比較，進而喚起人們的想象，生成新的審美意趣。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園林中堆山開池、植花種草不僅出于對自然之美的喜好，更表達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與向往。從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上看，目前能夠比較完整地體現將象征比擬手法運用于園林建造的是秦朝。為了顯示始皇帝的巨大創造力，秦都咸陽引渭水作長池，在池中筑蓬萊神山，以水所具有的“長”和山所具有的“安”來表達對長治久安的渴望。這種造景祈福的做法被后世的皇家園林爭相效法，不僅漢長安城中建章宮開闊的太液池內筑有三島，唐長安城大明宮中的太液池內筑有蓬萊山，就是以后的元朝皇城內的太液池中也堆有三島，清朝的皇家園林圓明園、頤和園都有蓬島瑤山、萬壽山這樣的人造景觀。除此之外，象征比擬的手法還體現在植物的選擇上，比如，在園內廣種梅蘭竹菊，以象征其高潔的人品；丹榴棠荷，以比附人生的富貴和吉祥，也成為古代園林建設的一種時尚。借自然造化之象來表達某種人文精神，是中國古代園林建筑以一貫之的傳統，而開這種傳統之源的，恰恰是陜西當年的帝王們。

　　虛實互補，通過借景表達園林的意境之美。作為一種以景為主的建筑，園林中的環境如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借景”則是中國園林建造過程中常用的一種手法。明代園林理論家計成就有“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的說法。[3] 一般來說，園林建筑以單體為主，建筑物之間以各種自然景物相隔，形成距離。各建筑物之間遙遙相望，在綠樹碧水相隔之中形成可虛可實的空間效果。而這些虛與實、明與暗、人工與自然相互轉移的效果，常常通過閣窗、空廊這種半室內、半室外的空間過渡來完成。比如，廊，就是古代園林中作為常見的一種輔助性建筑物，也是“借景”的重要手段。那些楔入水面、飄然凌波的“水廊”，婉轉曲折、通花渡壑的“游廊”，蜿蜒山際、隨勢起伏的“爬山廊”，隨墻順延的“空廊”等，好像紐帶一般把人為的建筑與天成的自然環境貫穿結合起來。加之園內鵝、鴨、鳥、魚在緩緩流動的水池中嘻戲，花、樹、草、木在默默矗立的山石間互望，可動之物與靜止之景相互映照，構成一幅幅斑斕奪目的風景畫，產生所謂“軒楹高爽，窗戶虛鄰，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熳” [4]的美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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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中地區的皇家園林建造源遠流長，智慧豐厚，不僅為中國古代園林建設奠定了基礎，即使在今天，有許多做法對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仍然具有值得借鑒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