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征地、農地入市

　　給定轉型中國“公權力”之現狀，我認為，被華生嚴詞批判的“指望借助私權利的逐利動機去替代公權力的作用，用……土地開發的自由市場競爭去達到土地資源配置的優化”，倒不失為一個現實選項。道理簡單：在公權力遠沒有得到有效約束——權力老虎尚未被關入法治籠子——之前，除非萬不得已，以任何名目加重公權力之責，后果只能是繼續喂籠外之虎，令其更壯，也更難被關進籠子。這里加上“除非萬不得已”，是因為轉型社會涉及國防、反恐、治安、防疫及其他公共安全事務，不靠國家權力會天下大亂，惟一面強化權力、一面嚴查權力人物假公濟私、擁權自肥。

　　經濟事務有很大不同。謝天謝地，人類經驗里有一個“市場經濟”，可以在最少依賴“公權力”的前提下，組織供求，改善生活，繁榮經濟。對前蘇聯和改革前中國那樣“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計劃經濟，經驗更證明，通過放權、縮權、減權——一概指弱化經濟生活中的公權——市場化改革能激發出社會活力，讓原先走入死胡同的經濟，重見天日。華生略帶貶義所說的“借助私權利的逐利動機去替代公權力的作用”，恰恰是“市場”這類中用不中聽的制度安排，得以運轉起來的一個基礎。這也給中國改革提供機會，在約束公權力方面尚未全面見效時，多少也能推進經改。

　　話說回來，市場運轉可以最少依賴公權力，但做不到完全不要公權力。這也是市場化改革最難對付的危險。在邏輯上，市場之基是產權，而產權界定又離不開公權力提供的必要服務。麻煩來了：改制離不開公權力介入，但監督不足的公權力往往又可以在改革中搞歪門邪道。我們在成都看了幾年，對當地還權賦能、以確權為前提逐步開放農地農房流轉的經驗，以為值得肯定。不過我們的研究報告，修訂到最后還是加上一點：謹防公權力在確權、流轉中胡來，讓改革背黑鍋。因此，改革進程中的權力監督很重要，特別要避免一哄而上、刮風搞“改革的大躍進”。現在看，當真拉下臉來反腐，才可以為深化改革保駕護航。

　　城市化中的土地問題，同樣面對“公權悖論”：恰恰是超強的公權未得到有效約束，才形成“政府一手征、一手賣”的半拉子改革工程。拖延至今，1988憲法修正案定下來的準則一直得不到貫徹，“土地財政”畸變為“地方債務”（其實在很多地方變成了“地方負債財政”，是“土地負財政”），本義“人的城市化”畸變為“土地城鎮化”，讓國家機器陷入與民爭利的泥潭，土地腐敗查不勝查。在這些現實情況下，治本之策當然是把權力老虎關入法治籠子。在這點沒有做到之前，至少在政策和策略取向上，斷不可再擴大公權力配置土地的作用。我的理解，“收縮征地規模、擴大農地入市”，正是這樣一種策略取向——算不上最優，總比喂籠外虎要對頭。

　　華生把“收縮征地、農地入市”批個半死，他自己的主張又是什么呢？讀來讀去，他無非主張絕不要觸動現存“政府征地＋賣地”的制度，僅建言政府從近郊和農村農村征得的土地中拿出一塊，為進城農民工提供帶社會保障含義的住宅，以此實現“人的城市化”和“農民工市民化”。

　　就我所知，類似主張早就有人提出。2003年我們在朗潤園研討城市化土地問題，請到廈門規劃局趙燕菁局長參會，他的發言講了這個意思。對趙燕菁君的一些觀點——如“土地財政是中國核心競爭力”——我無從贊同，但他基于城市管理經驗提出的“城市政府要學新加坡辦‘組屋’”，雖疑慮不少，我也樂見其成。想想全國每年征地好幾百萬畝，累計土地出讓金據說已達20萬億，從“征地所得受益”里拿一點點出來，給進城農民工建房，試驗一把的余地總有的吧？后來幾次到廈門討教，細聽之余就給趙局長提一點看法：趕快找機會試，試了才能驗證構想的邏輯。2011年黃奇帆在重慶提“三、五、三”（即化三年時間，把已經進城農民在老家的三項土地住宅權益，換成城市居民的五項社會保障），更率先在一個直轄市的范圍，嘗試解決進城農民工住宅問題。對此，我和同事同學從一開始就跟著看，現在還在追蹤研究，希望看懂了好說幾句話。

　　華生的貢獻是什么呢？我沒有看到他對惠及農民工的保障房建設做過任何經驗研究，也沒有看到他對這項實踐的利弊得失提出過中肯的分析。他的“貢獻”——以我在他最近的批評文字里所看到的——就是把自己心儀、但尚無扎實經驗支持的主張，與數億農民工主要靠租用、購置城郊農房農地的現實，尖銳地對立起來。當華生指控后者為“誤區”、“陷阱”、“非法”的時候，他心目中的“正區”無非就是靠政府來建農民工房。你要建就快建吶，等建夠了，又做得到屋美價廉，橫豎進城農民工總不會放著“正道”不走，非要在法律地位不明、“違法”風險時時臨頭、臟亂差并舉的“村中村”和城鄉結合部落腳吧？可是華生對自己的主張好像既沒信心、也沒耐心，除了連篇累牘批“誤區”、防“陷阱”，似乎再也沒有正經事可干。憑一套構想——再了不得也不過“構想”而已——就發狠要把天下租、售的農房農地一鍋全端，算什么道理？我倒要問一句，那論億已進城農民、以及未來還有數億還要進城的農民，究竟在哪里待著，才有希望等到這些偉大的構想變成現實？！

　　也許不屑于拿出——其實是拿不出——實際經驗來驗證自己的主張，華生就發明了一套“理論”，來“證明”城市化下的土地和建筑根本就不適合用市場體制來配置。請看，“土地作為外部性極強的特殊資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配置有其特殊的規律。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土地的用途界定和建設使用，并不是如其他資源和商品那樣，由產權人自己或他們之間的自由市場談判決定。而這一點是過去引進市場經濟的教課書中并沒有說明的。因此，誤以為一般資源或商品市場的規律可以套用到土地資源配置上來，將會犯極大的錯誤。”再看，“土地用途和使用規劃是政府治安警察權的一部分，是一種公權力，只存在如何貼近市場和社會的真實需求、正確預測和判斷未來需要，從而依照民主程序做好科學規劃的問題，不是市場化的范圍。”

　　本來，以上“理論”的每一條都不難辯駁。不過，華生后來發表的文字又讓人松了一口氣：“盡管如此，我并不同意被周其仁教授簡單貼上‘土地配置靠規劃，不靠市場’的標簽。因為其一，這里說的是土地一級配置，即改變土地用途的基礎配置，并非在給定用途下的配置。我們知道，在給定用途特別是既成建筑的二級市場上，土地和建筑的分配，是市場在發揮決定性作用。其二，即使是土地的一級配置，也要反映市場的需求和變化。脫離了市場和社會需求的規劃，必然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因此，握有法律強制力的城鄉規劃，本身要以市場為前提和基礎，這一點毫無疑問。”前后對照，顯然有兩個華生。到底哪一個算對？我以為后一個多少還靠點譜。要是華生也同意，那就請他明言前一個毫無疑問是錯了的。不同意嗎？那錯的就是后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