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建筑

　　日報：泉州當代藝術館和中國美術館新館都是近期重要的美術館項目，從各個角度來看都應當成為藝術性與品質上一流水準的建筑物。與此同時，今年投入使用的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和前幾年的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都來自日本建筑師磯崎新，兩者都照顧到了建筑本體和內部功能兩個方面。這些案例對國內建筑的水準提高會產生怎樣的作用？

　　唐克揚：國內新近建成的一些藝術建筑是較好的例子，當使用者與設計建造者的觀點比較一致時，將會容易產生優秀的建筑作品。甲方乙方都是廣義上的藝術專業工作者，需要創新的需求類似，對建筑功能的溝通也會比較細致順暢。類似好的案例會對整個行業有教育意義。

　　日報：對于私人美術館以及諸多民營或公立美術館的興建，總有批評的聲音認為資金被大量花在建筑物本身，而不是人員、運營、藏品等上，導致漂亮的美術館紛紛淪為空盒子。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唐克揚：錢如果砸在硬件上，效果會很快出來。在文化事業的草創階段這有一定的意義，因為房子也會改變人，比如你到一個很漂亮的地方就不大會隨地吐痰，慢慢理解主人的規矩和講究。另一個方面來說，對于硬件的強調也確實會導致這個問題的惡性循環：越發重視硬件而覺得軟件無足輕重，這也是中國建筑的“贊助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其實在設計中考慮一個美術館的運營使用比出一個炫目動人的方案要更難，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牽涉到了你是否真正理解和接受了尚未現形的這些文化，也是“美術館”所承載的文化。我曾看過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唐德剛寫道，20世紀的中國像是正處在歷史的三峽之中，航船往前行駛，但直到我們駛出這段峽谷，真正的遠方才能撥云見日。

　　美術館到底是干什么的？一座城市為什么要建美術館？其實對這些問題大家并沒有真正的結論，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我個人覺得，去中國很多美術館的時候并不放松，因為它們大多都還是一種單向的“教諭”的空間，高高在上而略顯僵硬，這種關系讓人覺得不太自在。如果有一天美術館成為一個更為親切放松的公共空間，我們所說的美術館的“硬件”和“軟件”才能真正無縫地對接。

　　日報：有關建筑的很多事情都應考慮到系統和語境，譬如建筑的業主、施工、建筑師、運營者，再譬如建筑周邊的街區和整個城市規劃。那么怎樣的建筑才能做到真正適宜的創新？

　　唐克揚：“地標”與“城市”語境常常自相矛盾，因為一個真正“融入”城市語境中的建筑物常常不大看得見。而創新與適宜的平衡歸根結底是功能與形式的和諧。要先弄清楚一幢建筑物的來由，包括空間和時間的雙重語境。

　　比如改革開放以前，很多建筑就并不需要過多考慮創新，只要實用即可。而現在創新本身已經成了一種文化。所以討論的出發點還應該是具體建筑的具體愿景。

　　從歷史角度來看，建筑風格是不可能一成不變的，只是“變”的方向取決于具體的需求。為少數人服務的傳統建筑可以稱為“高等建筑”（higharchitecture），但滿足社會中絕大多數人要求的建筑不可能過分強調個性，是“普通建筑”。

　　對“速成城市”的改造和研究

　　日報：傳統中國城市比現代中國城市有哪些好的地方？

　　唐克揚：中國以前的“都市”似乎沒有比現代好到哪兒去，如果有些好的地方，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好，另一部分，也是大部分人的處境應該不怎么樣。唯一好的是，那個語境下的城市沒有現代城市里那么多的上下脫節，表里分裂，傳統城市中的形象、功能，使用者與營造者的關系總的而言還是統一的—比如古代城市里的園林。如果說過去城市的最高標準是“和諧”，現在則是一個強調差異性的時代，這種差異性帶來了現代中國城市中各種各樣的矛盾，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大量的糾葛也帶來了濃濃的人情和富有戲劇性的生活。

　　日報：請你大膽暢想，未來中國的城市與建筑中所體現出來的新美學將會是什么樣？我們現在是否踏上了正確道路，又發展到了何等階段？

　　唐克揚：總體來說未來的中國城市一定比以前要好，于此我還是樂觀的。但量的累積并不一定就會引發質變，這其中又存在著某種潛在的危機，比如從前沒有美術館等公共建筑，現在一夜間全中國涌現了無數個沒有真正得到有效使用的“四館一場”“三館一園”。這卻又成了未來城市的另外一種負擔。“跨世紀”的急迫感創造了大量沒有經過腦子的“速成城市”，在我們有能力改正這些問題之前，錯誤的建筑或許早已產生，而且短時間內無法推倒重來。

　　我大膽預言一下，未來大學的建筑系科中，對這些“速成城市”的改造和研究將會成為建筑師們在21世紀一項主要的教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