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城市移民有一些可以察知的特征。其一，他們主要以年輕人為主，移居城市的年齡大多在10—25歲之間，且男性居多，因為城市需要年富力強的勞動力。如果缺乏這些新鮮血液，城市將難以為繼。根據巴爾代的估算，在年死亡率為44‰、出生率為35.2‰的魯昂，若無移民補充，城市人口將迅速下降，7萬居民在50年里下降到45000人，在100年里就會減少至28000人，千年之后僅剩10人。(15)其二，從移民來源方面說，他們中許多主要來自周邊的農村地區，其數量占總移民數的2/3。但是，一些擴張中的城市和大都市，其移民的來源范圍很廣，布雷斯特的新來人口中，53.2%來自萊昂地區和科諾埃爾地區，來自布列塔尼其他地區的有19.8%，普羅旺斯3.5%，諾曼底3.1%，巴黎地區2.8%，另外外國人有1.6%。(16)南特的情形同樣如此，它在16世紀保持人口增長，首先依靠附近的鄉村和布列塔尼，還有普瓦圖、諾曼底和直至奧爾良地區的盧瓦河流域，南特城里還居住著一些馬賽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人數可觀的西班牙人。(17)其三，從生活和職業上來說，近代早期的城市移民與中國當代城市農民工有某種相似之處，也就是同鄉麇集在一起。如圖盧茲和佩里格的挖土工幾乎全部來自布列塔尼，羅訥河沿岸城市的船夫大多數來自羅訥河上游地區，面包師傅和屠宰匠，多數分別是布雷齊人和奧弗涅人。這些來自同一鄉土且從事同一行業的移民，多半共同聚居在相同的街區。這種現象既是出于營生活動互助的實際需要，也有鄉土聯系和語言文化相通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最后，近代早期法國城市移民的流動性是非常大的，“人口流動有從鄉村到城市，也有從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18)以魯昂為例，士紳階層的外遷率是33%，遠高于工匠的15%和非熟練工人的19%，且在艱難的17世紀比相對繁榮和平的18世紀要常見得多；按照出生地衡量，以出生在其他地方的男子為戶主的家庭，外遷率是魯昂本地男子為戶主的家庭的兩倍。(19)這表明，那些先前離開自己出生地的人，為尋求機會進一步遷移的可能性更高。

　　從時間節奏上加以考察，1500-1700年法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是持續而穩定的過程。在短時段層面，由于饑荒、瘟疫、戰爭以及政治等因素等的介入，這個時期城市人口經常出現短暫的周期性波動，如1521年、1524年、1556年、1585-1586年、1628-1636年、1661年、1693-1694年、1709年瘟疫的流行，對法國城市大多數人來說都是真正災難性的。(20)而從長時段來看，我們則可以從中辨識出兩個面貌特征不同的發展階段：一是約從1480年到1560年的所謂“美好的16世紀”；二是約從1600年到路易十四時代結束的17世紀。

　　在“美好的16世紀”，法國各城市的人口經歷了“爆炸性”增長。增長從15世紀中期開始，1470-1540年加速，直至宗教戰爭爆發前十年臻于頂峰。“15世紀下半期，到處都顯露出引人注目的復興跡象，隨后十年里，復興呈現飛速發展的態勢”，里昂人口谷底出現在1446年，克雷皮—昂—瓦盧瓦為1450年；圖爾人口從1450年開始回升，1470-1490年加速增長；迪耶普納稅戶頭從1452年的624戶增加到1491年的1175戶，飆升速度極快。(21)城市這波人口擴張持續百年，許多情況較好的城市，人口在此期間增加了2—3倍。16世紀中期，巴黎人口已超過40萬；里昂人口從15世紀中的2萬增長到16世紀初的4萬，1550年則高達7萬—8萬人；魯昂、波爾多和圖盧茲在15世紀末到16世紀中都有顯著的增長。中等城市也經歷了堪與相匹的迅猛發展。16世紀初至世紀末，南特居民從13000—15000人增長到22000—25000人，雷恩從12000人增長到22000人，圣馬洛從3000人增長到9000人。小城市的人口曲線也大同小異，波爾—昂—布雷齊(Bourg-en-Bresse)1491年有670戶，1525年變成1069戶。(22)

　　但在16世紀的繁榮末期，危機就已露出端倪，人口的急劇膨脹顯然讓法國再次陷入馬爾薩斯陷阱。拉杜里對16世紀朗格多克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為了開拓可耕地，“到1555-1558年左右，地中海沿岸朗格多克貧瘠林地的毀滅已是既成事實”。(23)1560年代之后，隨著宗教戰爭(1562-1598年)爆發，真正的危機來臨。內戰期間，王國的人口從1560年的1620萬減少到1600年的1370萬。城市同樣如此。曾經欣欣向榮的里昂，在內戰前數年已出現嚴重的困難，接連出現商號和銀號破產。宗教戰爭使形勢更加險惡，城市商路遭到破壞，金融動蕩，這種情況嚴重妨礙了城市的商業活動，大量商業活動關門歇業。(24)1550年里昂人口是58000人，1600年下降到32500人。17世紀初，法國城市經濟重新恢復。在此后的一個世紀里，法國除經受瘟疫和饑荒的周期性侵襲外，還多次遭遇國內危機和國際戰爭，大多數城市人口漲幅微小，不少小城市的人口甚至有所減少。(25)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國人口的城市化率仍在提高。已有的歐洲城市化研究表明，“這個‘危機時代’也是近代早期法國城市化最快速的凈增長時代，城市發展尤其集中在行政首府、港口、新城鎮和專門從事奢侈品生產的工業城市”。(26)

　　那么，1500-1700年，法國城市化何以呈現出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尤其是危機不斷的17世紀，城市化為什么沒有停滯或衰退，而是仍在進一步發展？欲解答這些問題，需要更進一步探究城市化背后的動力所在。簡言之，在這兩個世紀，法國社會一直存在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動力，只是“美好的16世紀”與17世紀動力機制各自不同，故這兩個時段中城市化的運動軌跡相異。

　　在“美好世紀”里，法國經濟的復興和人口的繁衍，為城市化發展提供了的強大推力。人口方面，“在‘16世紀’，更確切的說在1450-1560年間，法國人口的飛速增長不言自明”，20世紀后半期經濟社會史和人口史通過對財政文獻的研究表明，約從1450年開始，法蘭西各地的納稅戶數皆呈大幅增長的態勢，(27)法蘭西總人口在經歷中世紀晚期漫長的危機后，呈現出爆發式的恢復，原先荒蕪的土地和荒廢的村莊重新被急劇增長的人口填滿，乃至拉杜里用詞語“猶如農莊里的老鼠”描繪朗格多克地區16世紀的人口爆炸。(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