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家級新區產城融合進程中的主要問題是：

　　1、產業與城市缺乏合理統一的規劃。經濟（產業）、社會發展與城市總體規劃間缺乏有機聯系與協調；新區規模論證與交通、就業、用地和布局等相脫節；產業功能的差異性不顯著；產業園區、商務區和居住區功能分離。

　　2、土地管理制度問題。居住、工業和商業三類用地價格懸殊，導致土地資源不能有效配置；土地用途管理細碎，不符合用地綜合發展趨勢；土地供應結構性寬松，且高耗費，不集約利用土地現象嚴重；城鄉結合部占用大量土地，被低端利用；農村建設用地占用過大。

　　3、低密度發展模式阻礙了服務業及低碳化發展。各類新城都存在低密度模式，導致土地使用不集約，缺乏當地就業，對服務業需求不足，不利于形成服務業多元化發展；服務價格高，便利性不足；前往中心城區的消費模式則導致出行成本上升，交通擁堵，不利于低碳化發展。

　　4、新城的公共服務資源滿足不了當地需求。現行財政體制使得公共服務不能隨著人口遷移而分散化，導致新城區域公共服務資源供給不足，造成生活不便，運行成本高企，同時也無法支撐新興產業和高端產業的發展。

　　5、新城建設與周邊區域發展脫節。“外部資源+特殊政策+異地市場”的開發區模式，容易與周邊區域發展脫節，且產業園區、開發區缺乏功能配套，難以成為推動區域整體發展的引擎。

　　導致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是：

　　1、規劃體系內在產城分割。規劃體系，包括城鄉規劃、產業規劃、土地規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生態規劃、園區規劃等，在工作目標、功能要求、空間范疇、技術標準、運作機制等方面存在交叉和矛盾，工作機制銜接不暢，存在不同步、不同向現象。

　　2、行政干預介入微觀運行。政府對產業、人口、資金、土地等的不當干預，扭曲了資源配置，導致要素聚集及產業發展偏離最優路徑，效率低下，債務與金融風險累積；公共服務集中在大城市，使得人口、產業過于向大城市集中，新城往往缺乏公共服務配套。

　　3、新城擴張缺乏制度、產業支撐與科學依據。土地、戶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要素市場扭曲，以及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新城擴張缺乏制度與產業支撐。

　　我們建議采取以下改革和發展措施，積極解決產城融合問題。

　　1、改革土地用途管理和出讓機制。改革土地用途管理，簡化分類，將不同用途對環境和健康的影響作為主要考慮，更多地采用綜合用地的辦法，使不同用途和功能在一定范圍內進行水平和垂直混合，推動土地高效配置、集約利用。減少工業用地、政府用地比重，優化用地結構，促進產業轉型；實施以公平補償為核心的征地制度改革，按公平價格補償農民，政府適當征稅和扣除社保基金；將征地農民納入城鎮社保體系；探索出租、轉讓、置換、贈與、繼承、作價、入股等多種方式流轉。

　　2、出臺國家層面城市規劃指導意見。由國家統籌，從長遠考慮產業布局與城市發展的協調問題，出臺城市規劃整體指導意見；制定大都市圈或城市群規劃意見；對缺乏產業支撐的新城新區予以限制；調整開發區的功能定位和發展規劃，增強園區對產業發展的綜合承載能力，打造布局融合、功能復合的新產業集群，推動與周邊區域的互動。

　　3、提高城市密度，建設垂直城市。借鑒東京和香港模式，建設緊湊城市。在規劃方面以核心產業為導向，圍繞產業需求優化空間布局，在某區域和建筑群中集中生產、服務與居住等大量功能，減少通勤壓力，實現城市效率與生活品質的共同提高。

　　4、推動都市圈或城市群產城融合。變革傳統的規劃層次，根據相互關系、功能定位、產業分工、動態演化趨勢等因素，合理分工，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一般城市匹配，資源互補、產業關聯、梯度發展的多層次都市圈；加快推動城市群城際軌道交通、高速公路、快速干線的無縫銜接和高效連通；推動跨區域社會保障制度的打通和公共服務的接軌。

　　我們還看到，兩次國家級新區相對集中的推出，都是在經濟增長下行的時期，使人們自然將其與刺激經濟相聯系。這不無道理。因為國家級新區具有國務院批準的相關特殊優惠政策和權限，所以會吸引一批投資項目落戶。與此同時，優化產業布局和提升產業能級也將通過安排一批項目得以實現，而且，即便是“加法”和“減法”一起做，也肯定是“加法”大于“減法”，將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此，通過政府行政手段直接或間接安排項目推動增長可能產生的弊病，在設立國家級新區的過程中也完全可能出現。如何通過改革考核制度，防止和克服這些積弊，也是在設立國家級新區時必須考慮和破解的。

　　注：（截至2015年8月，國務院批復設立的國家級新區共有14個，分別是：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浙江舟山群島、甘肅蘭州、廣州南沙、陜西西咸、貴州貴安、青島西海岸、大連金普、四川天府、湖南湘江、南京江北新區和福州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