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新加坡園區建設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首先，要找準中國需求。新加坡是小國，不能夠提供中國所需要的所有產品，但要提供中國在不同發展節點上最需要的產品。

　　其次，要具有示范效應，要能夠以小見大，最好不重復建設。新加坡側重于“共享經驗”（Experience Sharing），該國在身體力行地講授如何理性地管理社會、實現商業的可持續性。換句話中，它在拿中國做試驗，但這種試驗對雙方有利。

　　最后，要展現國際化理念。新加坡精英很清楚，新加坡是小國，它的要素很難完全國際化的，但其理念可以國際化。借助中國的聚光燈效應，有利于新加坡在國際社會贏得尊重。新加坡在講述一種理念：幫助中國就是幫助世界，就是幫助國際社會解決經濟動力以及生態瓶頸問題，當然最終提升了新加坡的國家和海外利益。

　　總之，從“園區”（industry park）到“城”（city），新加坡開始體面地行走在中國，甚至很多人開始期待新加坡的下一個作為。的確，新加坡在中國的項目很有特點：做經濟與文化的雙收益項目，且不是批量在做，而是要打造精致資源，要有示范效應。其結果是，不論中國怎么發展，人們會記住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態城等，塑造的不僅是產業、城市，更展現了新加坡的思路、魅力。

　　就未來而言，筆者希望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定位除了獲取商業利益之外，還要提供東南亞的文化與政治公共產品。在文化方面，中新要共同傳承與傳播東方文化與核心價值，讓“一帶一路”有文化吸引力和價值感召力。在政治方面，要扭轉東南亞以沖突、矛盾為導向的負面話語體。東盟國家之間差異很大，在美國高調重返亞太之后，一提到東南亞更多想到的是摩擦、沖突，如南海問題、馬六甲困局等，在這樣的話語影響下，東南亞內部的摩擦會放大，國家之間的互動不是良性的；與中國的互動，東南亞國家開始考慮“選邊站”的問題，如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依賴中國。東南亞國家逐漸形成一個判斷，與中國親近，不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東南亞的諸多問題被貼上政治化的標簽，相關國家成為地緣博弈的棋子，且大家開始盤算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收益。最終結果，亞太以及東南亞的經濟動力減弱、心理距離疏遠，“一帶一路”就是要重新回歸主題，讓合作與發展、穩定與繁榮成為這一區域的優先話語。

　　（文章作者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