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建議：激活三線基地，實現空間再平衡。中西部的城鎮多在三線地區，城鎮化的發展動力不足，城市空間格局發展是失衡的。改革開放以后，當年大量投入的三線基地空置廢止，出現了城市化發展的塌陷地區。現在應激活三線基地，促使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得到均衡均質的發展。讓東部地區的一些“負資產”，轉到中西部地區變成“正能量”。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肖金成認為，城鎮化必須要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和城市工作會議提出把轉移支付和人口遷移掛鉤，把城市的土地增減和人口遷移掛鉤，實現這兩個掛鉤是一種激勵措施，會有很好的效果。在此基礎上，關鍵是要做好公共服務，一定要把公共服務均等化抓上去，戶口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戶口本背后的這種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與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侯永志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內容，如果我們生活的城市與居住的社區總體信任度不高，即便物質環境再好，也很難稱得上宜居，缺乏互信也會增加人們的生活成本。因此，建立更加和諧與誠信的城市社會，是建設宜居城市的重要任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李善同強調，需要正確認識勞動力流動規律和戶籍改革的關系。戶籍的最初功能是人口信息統計，但后來與很多公共服務掛了鉤。戶籍改革應該為勞動力自由流動提供更好的機會，我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不應該和戶籍掛鉤，應該和納稅人納稅掛鉤。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迅指出，尊重城市發展規律要重點把握五個關系：一是城市和經濟的關系，工業化和城鎮化要合理相配；二是城市和農村的關系，如果不能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城市與工業發展將難以獨善其身；三是區域和城市規劃的關系，推進城市體系規劃要結合國土空間規劃；四是城市與自然的關系，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宜居性，城市規模一定要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五是城市發展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強調，要加快農村改革，目前有很多政策措施需要加快實施。比如，農民進入城市后，其在農村的三項權利——承包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還有集體經濟收益權是否受影響，具體怎樣落實，各地都有一些探索，需要盡快作出更好的制度安排。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認為，必須在城鄉一體化的大框架下談城市發展，城市和農村是雙向互動的，一方面，農民進城成為市民，農村的土地等資源要素要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里面的資源，人才、資金、技術等要下鄉，這就是未來的城鄉一體化。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李國平教授認為，從城市發展規律來看，今后城市化的速度要降下來，這時候一定要強調走規模適度、質量優先的發展道路?，F在很多大城市病是過度集中導致的，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強調多中心網絡化，既保證大城市本身的規模經濟效益，同時又避免單中心聚集帶來的負外部性。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葉裕民教授提出，城市是個大系統，我們需要成立城市綜合管理委員會，為城市管理體系提供系統解決方案。中國當前城市管理被十多個部門分割，這樣的管理有表面化、簡單化和功利化的傾向。建立城市綜合管理委員會，因地制宜地確定各個城市總體管理框架和解決方案，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各部門協同解決重大潛在和現實的城市治理問題，這樣的經驗在國內外非常多。

　　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劉志認為，中國的城市管理模式是在屬地管理基礎上形成的，但現在城市公共服務的提供已越過了屬地管理。在美國和歐洲有很多靈活多樣的城市公共服務提供的模式和管理模式，中國現在還沒有出現。未來假如城市政府有了更多的財權之后，遇到共同的挑戰，需要城市間合作，就會有意愿形成靈活機動的管理模式。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鄭思齊副教授指出，城市間的房價差異大概有30%-40%能夠用城市間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來解釋。城市內也是這樣。需要把基本公共服務調整到一個更為均衡的狀態，把優質公共資源分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