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發展形態歷程具有共通性

　　無論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帶來的蔓延式城市化，還是以英、德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的政府調控+市場主導型城市化，甚至是拉美、非洲為代表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形態都經歷了中小城市、大城市、區域城市、城市帶、城市群的發展演變，到20世紀下半葉，大紐約區、大芝加哥區、大洛杉磯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率達67%，大東京區、阪神區、名古屋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對日本經濟的貢獻率超過70%，網絡化的城市群發展形態已成為后工業化時代城市發展的主體形態，當前中國正在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等戰略，都與城市空間的科學規劃、緊湊集約和高效綠色發展直接或間接的產生聯系，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下，中國各個城市之間需要強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協作協同，根據各自的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明確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形成橫向錯位發展、縱向分工協作的發展格局，需要加強創新合作機制建設，構建開放高效的創新資源共享網絡，以協同創新牽引城市協同發展，這樣的訴求恰好呼應本屆峰會的四大主題。

　　2．城市發展方式演變具有共通性

　　隨著西方國家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城市的擴張規模已經逐步縮小，逐步演變為以蔓延和更新為主的城市發展方式，針對城市盲目擴張和日益嚴重的環境惡化問題，人們開始反思原有以汽車交通為主導的城市化，投入到對生態城市、低碳城市、綠色城市等理想城市形態的研究中，致力于尋求一種高效能、低污染、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市發展方式。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用近兩百年完成的城市化進程，時間速度的壓縮也同樣帶來了發展中同樣的問題，相同的境況，具備了共同話語的基礎。19世紀末，英國人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Howard）提出了“花園城市”理論,此后，美國的“精明增長”、“緊湊城市”成為主流的城市發展理念；在中國獨樹一幟的是，“兩彈一星”功臣錢學森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其內涵是“把中國的山水詩詞、古典園林建筑和山水畫融合在一起，既結合中外文化，又利用現代科技，作為未來中國城市構筑的模型。”[③]可見，從中西方關于城市發展方式的共識來看，城市理應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在尊重自然、綠色循環低碳理念下，關于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熱、污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的議題既具有“技術議題”的性質，也具有“公共議題”的屬性。

　　3．城市文化軟實力發展具有共通性

　　文化可以為城市發展注入了強勁的源源不斷的生命活力。巴黎、倫敦、紐約、東京等國際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舉世矚目的文化名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城市擁有其他城市無法復制、無法替代的文化，而且現代文化經濟的主要部分集中在這些全球大都市，“全球大都市所構成的文化創意產業集群就不僅僅是一種地理概念，而且更是跨空間的全球產業與文化消費鏈。”[④]當城市經濟發展到較少地依賴于制造業，而更多地依賴于知識之時，城市創新創造活力，就更多地取決于城市的文化。文化對創新創造的支撐，不僅僅體現在技術工藝的革新上，更體現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上。文化作為城市發展的軟實力，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推動與支撐著城市的創新創造。文化創意產業就是城市文化軟實力的集中體現，通過文化資源的創造性開發和利用，拓展和挖掘了文化在經濟社會中的滲透力、影響力，并助推了國家形象的構建：英國通過文化外交用現代商業手段將文化重新包裝發展成為創意產業，由落日帝國更新為創意英國。二戰后的日本，通過推進動漫外交擴大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參與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部署旅游振興戰略等文化外交手段，成功樹立了新的國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