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城市規劃理論

　　問：您能否給我們簡要概括一下美國城市規劃理論發展的線索?

　　張庭偉：大體說來，美國城市規劃理論關注的內容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五六十年代。

　　美國規劃理論關心的是在城市發展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個人利益中間又特別關注界定私人開發商的合法利益。

　　第二個階段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美國規劃理論關心熱點開始進入政治經濟學領域。因為發現“公與私的利益”不是那么容易界定，這里面有一個權與錢結盟的問題，“私”的利益往往以“公”的利益的面貌出現。規劃理論家們想發現在表面現象的背后，是什么勢力在左右著城市的發展，這個時期的產物就是“政體理論”(UrbanRegimeTheory)。這個理論被認為是過去20年美國城市規劃最大的貢獻，它不僅把道理說清楚了，更進一步提出了對策，就是“公眾參與”，強調規劃師與公眾的結盟，培養社會力來監督“權”與”錢”的結盟。

　　第三個階段是九十年代的”聯絡性規劃”(CommunlcatlvePlanning)。

　　實現“公眾參與”的過程。目前僅僅是開始，以后肯定還會有新的東西出現。

　　整個規劃理論的發展過程簡單概括，就是一開始看到現象，后來探討為什么，再下來就是現在的工作，即如何改變目前的狀態。

　　問：在《從“向權力講授真理”到“參與決策權力”》一文中，您提到美國規劃理論界的一個動向，就是“聯絡性規劃”的產生。這個理論的要點是強調“聯絡，或溝通，是規劃工作的中心。”同時，您也指出，這個理論提出的背景“其實質是美國規劃師對自身價值及職業使命的再探討。長期以來，美國規劃師們痛切地感到，規劃工作不被當權者重視。……規劃師如何才能走出這個困境，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那么，在這個理論被正式提出之后的今天，美國的規劃師們是否認為自己“已走出困境”或“正在走出困境”?

　　張庭偉：沒有。參與決策談何容易。我自己的經歷體會，通過這幾年的規劃實踐，覺得美國“民主”的代價太大了。所以我說，民主是一切壞的辦法中間比較不那么最壞的辦法，民主不是一個好的辦法。我們在美國為了一個五六百米長的街道改造，就進行了兩年聽證，一而再地拖延。一句話，仍然在摸索，還是挺困難。

　　所以，對1992-1993年提出的聯絡性規劃，一直就有爭論。

　　一種意見懷疑聯絡性規劃是否成立，因為一個分裂的社會不可能達成共識，沒有共識又如何進行規劃；也有人對它的具體方法表示懷疑。所以聯絡性規劃還沒有真正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規劃界真正的主流還是理性規劃，從上而下，收集情況，分析、提出解決方法，在最后評審時請各方來提意見，多次聽證，大的項目還是政府決策。

　　百分之百的民主做不成事情。

　　總的來說，美國社會沒有一個清晰的主流，它一直是多元的，幾種不同的規劃模式都有所實踐，但大體上說，理性規劃的成分在減少，聯絡性規劃的成分在增加。

　　問：在文章《市場經濟下的規劃及其實施》中，您說在美國“市政府改選了，規劃仍然沿續下去。”。同時，您在另一篇文章《城市發展決策及規劃實施問題》中又說到美國的城市“政府決策有短期行為的傾向。”因此，我們想問的是，您認為在美國保持規劃實施連續性的關鍵在哪里?個人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影響到規劃決策的改變?

　　張庭偉：毫無疑問，政府決策有短期行為的傾向，而規劃的延續性得以保持，是因為規劃結果通過法律來保證，與某個政府無關，一屆政府無法推翻這個法律。

　　比如芝加哥，沿湖濱39公里長，1公里寬的綠帶，1909年通過的法律把它作為永久性綠地保留了下來。30平方公里的黃金地帶，不是沒有人想動它，但你想改變法律，必須重新到議會通過一次。

　　議員們要考慮他的投票記錄，那是老百姓們看得見的，所以如果他同意修改綠帶的話，就等于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因為保持綠帶背后是百分之百的公眾支持。況且當初沿湖濱的綠帶的建設，還是三個開發商提出來的，并且他們貢獻了大部分土地。

　　所以，一個法規，一個程序，決定了規劃的延續性。美國城市規劃控制的靈魂是區劃法規，它每年一個版本，每年附加一些修正案，某種程度上區劃法規有一定的靈活性，但它的基本精神又是不變的。

　　一個完整的體制、法制對規劃決策的影響與個人力量是成反比的。我個人感覺，如果是10分的話，在美國個人的力量占到3～4分，法制的力量占到6～7分。法制的力量說到底是公眾監督政府行為的力量。

　　問：通過閱讀您的文章，我得到這樣一種印象，即美國的規劃師們大多數都充滿著社會責任感，因此也就對政治有更多的參與和關注，是這樣么?

　　張庭偉：肯定是的。美國規劃師的培養，作為美國注冊規劃師，成為美國注冊規劃師協會會員時候，你接受的基本理念第一條就是社會責任感。

　　只是在現實操作中，美國規劃師和中國規劃師一樣，是具體的人，有的人社會責任感強一些，有的人弱一些。

　　美國注冊規劃師協會成立以來，幾十年中只有兩個案例嚴重違背了美國規劃師職業道德。

　　因此，他們對政治也是特別的關注。我已經說過，某種程度上規劃就是政治，在美國，在規劃中技術的份量特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