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省里就參加過文物調查征集工作，蘇州、南京的園林普查情況我都清楚，回到揚州了，這里是我的家鄉，更應該為此竭盡全力。為了這項工作，揚州還特別組織了一個班子，叫"揚州園林普查小組"。”回首當年的工作，朱江說，揚州園林普查主要靠線索，很多“老揚州”曉得哪一家有園林。于是，根據他們提供的線索，以嚴謹的考古方法，廣泛收羅材料，把揚州的大街小巷，全面搜羅了一遍，這條街上哪家有園林，那條巷子里面哪家有園林，這樣普查之后，他們獲取了很多資料。在寫普查報告之余，朱江還寫了幾千字的小冊子《揚州園林實錄》，“就是將存在的園林都記錄下來，就是實際的記錄。”

　　做了揚州園林普查這項工作以后，朱江感觸頗深：“我雖然是揚州人，我也大吃一驚，原來揚州除了瘦西湖、寄嘯山莊、個園這些著名的園子以外，哪曉得還有那么多的園子，不為人所知。”

　　朱江說，揚州園林最盛時，是在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5)，有“甲于天下”之稱。當時揚州究竟有多少園林？惟有乾隆六十年(1795)李斗所著《揚州畫肪錄》作了歸總統計。《畫舫錄》是一部集揚州園林大成之專著，長達十八卷之巨，其中十四卷記載有園林盛況，凡列有專條記述之園林，約在五十七座左右。而通過實地調查走訪，朱江發現，揚州存留的園林就有六十多座。

　　“文革”期間，很多資料被毀，上世紀70年代，朱江又將收集到的揚州園林的資料進行了整理，于是有了《揚州園林叢談》的“史話”“實錄”“記游”“載述”四卷撰述。

　　讓朱江感到欣喜的是，《揚州園林叢談》“問世”后，就被刻印、打印、鉛印，散發八方，“原澳大利亞墨爾本國立大學講師安東尼亞女士，就是拿著這種初刻油印本專程來揚州找我。此后，《揚州園林叢談》的稿本被上海文化出版社所賞識，才有了《揚州園林品賞錄》的出版。”

　　《揚州園林品賞錄》在寫作過程中，朱江改變了以往糅合各家著述的辦法，而是引摘原文，特別是對人間孤本的摘引，更在優先之列，以便讓廣大讀者得以窺其原貌，讓更多的專家得以探究到本源。為了讓未曾熟讀古文的讀者減少閱讀的困難，還采取了在括號內加注和淺化的方式，用以增強引文的通俗性，但以無害原意為準則。

　　朱江說，初版《揚州園林品賞錄》的內容已非《揚州園林實錄》《揚州園林叢談》的泛泛而論，而是一種內涵的升華，由學而治。

　　上世紀80年代初，16萬字的《揚州園林品賞錄》出版，隨后數十年間一版再版，不斷增補修訂，直至本世紀初36萬字的第四版出版。專家學者認為，《揚州園林品賞錄》的學術、資料、鑒賞價值，為我國園林研究樹起了一桿新的標尺。時任《解放日報》讀書專刊主編的查志華認為：“先生治學，注重第一手資料，講究實地考察。三十年來，他踏勘了揚州存留的六十多座園林。每座園林，細述有加。讀他的文字，園中的景物，歷歷在目，完全可以按文復園，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古園林、古建筑檔案。”說起朱江的文筆特色，查志華作出這樣的評價“幾十年遠絕塵囂，燈窗默坐，做學問而沒有把人生做得枯燥，雖是學術專著，卻寫得富有情趣，文字脫透，既可讀又可賞，這也是《揚州園林品賞錄》吸引人的地方”。時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的江曾培則認為：“實在說，在史料收集之多、考證之確、論說之專，以及鑒賞之精等方面，《揚州園林品賞錄》是超過《揚州畫舫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