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又追加了一份《清潔空氣法案》，要求工業企業必須加髙煙囪，將煙霧排放到更高的空域，從而更好地疏散大氣污染物。1974年出臺《空氣污染控制法案》，規定工業燃料里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標準。在這些剛性政策面前，燒煤產生的煙塵和二氧化硫排放減少放緩，空氣污染明顯好轉。到1975年，倫敦的“霧日”已經減少到了每年只有15天，1980年降到5天，倫敦此時已經可以丟掉“霧都”的綽號了。

　　倫敦戰霧并沒有到此為至。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汽車走進家庭，數量激增。汽車尾氣取代煤煙成為英國大氣的主要污染源。汽車尾氣中的鉛吸入人體后就再也無法排出，會嚴重影響人類后代的智力。鉛問題遭到英國民眾的強烈抗議，一張小女孩戴著防毒面具拿著抗議標語到英國首相官邸唐寧街10號抗議的圖片廣為流傳。隨后英國開始推行無鉛汽油，但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們發現汽車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穩定有機化合物等也極為有害，它們被陽光中的紫外線照射后，會發生復雜的光化學反應，產生以臭氧為主的多種二次污染物，形成“光化學煙霧”。

　　英國人此時已經對抗霧形成社會共識。從1993年1月開始，英國強制所有在國境內出售的新車都必須加裝催化器以減少氮氧化物污染的排放。1995年，英國通過了《環境法》，要求制定一個治理污染的全國戰略，設立了必須在2005年前實現的戰霧目標，要求工業部門、交通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同心協力，減少一氧化碳等8種常見污染物的排放量。

　　終極解決之道

　　英國政府半個世紀的戰霧記證明，污染并非獲得財富的必然副產品。嚴苛的環境政策出臺后，英國經濟并沒有惡化，政府收入也沒有減少，環境卻越來越好。

　　2000年以后，倫敦也開始關注空氣中的PM2.5問題，現任倫敦市市長鮑里斯·約翰遜認為，倫敦空氣污染80%的肇因來自于車輛的尾氣排放，因此于2003年推出交通擁堵費，限制私家車進入市區，即使是美國大使館的車隊也照收不誤。鮑里斯計劃到2023年把倫敦私車流量減少9%。與此同時，倫敦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網絡，鼓勵市民選擇地鐵或公交系統出行，鮑里斯市長本人則堅持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

　　倫敦市政府還搞出了很多抗污的新花樣。如在倫敦市內污染最嚴重的瑪麗勒博路與上泰晤士街上投放一種由醋酸鎂和醋酸鈣構成的灰塵粘合劑，原理類似于膠水，可以有效吸附空氣中的微塵。實踐證明，吸附劑能減少空氣污染達14%之高。政府在治理空氣方面也毫不避諱，各種空氣監測信息均向外開放，英國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環保機構索取相關數據，不得被拒絕，全民監督。政府治理稍有疏失，主流媒體也不會替政府粉飾遮掩而是大力抨擊。對于傳統的排污源——工業企業，倫敦的辦法是不能再讓企業像以前那樣一排了之，把治理污染的事件甩給全社會，而是讓企業自身承擔起排污造成的社會成本，如此一來，昂貴的成本壓力使得企業不得不千方百計地減少排污，反而研制出了不少環保新技術。

　　今日倫敦已成為一座“綠色花園城市”，城區三分之一面積都被花園、公共綠地和森林覆蓋，擁有100個社區花園、14個城市農場、80公里長的運河和50多個長滿各種花草的自然保護區。倫敦戰霧經歷為工業化的后來國家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付出血的代價，重蹈英國先污染再艱難治理的老路，還是吸取英國的教訓，早早探索與美好環境相和諧的發展之道？相信每一個人心里都已經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