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上，建立以國家公園為統領的科學、規范、統一、高效的保護地體系，能夠成為推動生態治理現代化的先導力量。一方面，完善保護地體系屬于生態治理的典型內容。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并非僅指設立國家公園這一類保護地，而是在對我國碎片化、高度重疊的各類保護地進行整合的基礎上，充分考慮自然的整體性，用國家公園體制予以統領，解決人為碎片化生態系統的問題。另一方面，國家公園體制的建立又能夠為解決生態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問題提供深入研究的基礎。解決國家公園內自然資源權屬問題，能為深化自然資源資產產權改革，統一管理山水林田湖提供經驗。明晰國家公園內保護及利用的界限，能夠為科學設定資源消耗上線，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嚴守環境質量底線，構建國土生態安全空間提供解決思路。以國家公園為統領的類型多樣全面、設立科學合理、責權利清晰、監管有力、資金投入穩定、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保護地體系，將成為率先實現生態治理現代化的突破口。

　　行動上，國家公園建設中多元主體參與特征顯著，是生態領域由“管理”向“治理”轉變的典型。多國成熟的國家公園治理實踐表明，國家公園從規劃、建立到維護的整個動態過程，都需要國家、企業及公眾多方力量的協同行動。中央需要做好對國家公園體制的頂層設計，承擔主要及兜底的運營經費。地方則要落實配套制度，予以管理、維護等具體實踐層面的支持。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可以通過特許經營、社會捐贈、協助培訓等為國家公園的發展提供資金和智力支持。而公眾，尤其是周邊居民，不僅有機會成為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員或志愿者，而且可以通過參觀國家公園、支付相應的門票費用，作出自己的經濟貢獻。多元主體積極參與生態治理，在一定條件下，是國家生態治理現代化能夠實現的重要保證。

　　法治指揮：奏出新樂章

　　長期以來，整合保護地體系難以推進的主要原因在于保護地法律依據的部門化和碎片化。雖然迄今已出臺《自然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森林公園管理辦法》《國家重點公園管理辦法》等多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但是其適用范圍受限于單個保護地類型，法律效力較低，實踐中各行其是，缺乏統籌協調功能，難以實現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的整體構想。因此，應通過分析和總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中的實施困境和先行經驗，就國家公園立法的核心內容達成共識，制定專門的《國家公園法》，將國家公園體制的建立納入法治化的軌道。

　　《國家公園法》總體思路應當包括五方面：第一，《國家公園法》是為了什么？這就需要在立法目的中正面回答保護優先于利用，避免出現含糊不清而使得保護優先的立法宗旨難以凸顯。第二，國家公園是什么？法律定義需要在適當借鑒IUCN概念的基礎上，全面考慮我國自然和人文資源的分布情況，突出面積、功能、國家及程序要素。第三，《國家公園法》怎么做？就基本原則而言，需要做到保護第一、保障公益、國家主導、科學指導。第四，《國家公園法》怎么用？本法的適用范圍應當包括國家公園的設立、規劃、保護、管理、利用、維護、監督等活動及行為。第五，誰對國家公園負責？這涉及不同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有關機構的職責應貫穿整個過程，既涉及管理體制的安排，又涉及經費、監督等方面；原住民、公眾等應當擁有對國家公園進入、游憩、享受的權利，也應承擔不因其利用而打擾到國家公園維持自然狀態的保護義務。

　　此外，《國家公園法》應當對國家公園的設立標準、資源權屬、規劃報告、管理體制、資金投入、經營方式、監督措施、監測評估機制等重要內容的核心要義予以明確的規定，對于這些主要制度再通過詳細的法規、實施細則或者管理類、技術類的規范予以落實。充分考慮國家公園的生態整體性和國家代表性，明確國家公園的資源權屬，確保國家公園得到穩定的資金投入，實現對國家公園集中、高效、統一的保護管理，使國家公園體制在全面、系統、詳細的一整套法律規范體系的前提下得以建立。

　　以法治為指揮棒，在國家、企業、公眾等多方主體的共同演奏下，才能吹響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的號角，奏出生態治理現代化的和諧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