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攫取”以保護環境的目的征用土地或資源,或與其他與食品和生物燃料有關的要素進行“大規模 (跨) 國家的商業土地交易”，已經構成當前全球土地爭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綠色攫取構成了以應對全球環境危機為幌子而運作的新圈地形式。在本文中，我們研究了一種特定類型的綠色攫取——“保護罩”，這是為保護生物多樣性而進行的圈地運動。綠色攫取本身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長久以來，它一直被用來為新圈地運動進行辯解，但是如今它所涉及的一些東西，比如合法化的范圍、模式和機制以及其中的諸多行動者，都是新出現的。

　　這些緊急的“保護罩”不僅涉及對有形土地的攫取，而且還包括對大自然私有化的權利、新商品和自然市場的開發與創造；對其他日益減少的資本積累形式的綠色制裁和對可能會給擴大資本積累構成威脅的制度的禁止。歷史上一些有影響力的大自然保護行動者已將市場作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最佳方式,大自然正通過為生態系統野生動物衍生物支付服務費用等舉措，以指數化的速度被私有化、商業化和商品化。雖然生態旅游、以制藥和農業為目的開發自然資源、公私伙伴關系和綠色企業社會責任倡議仍然是私人積累、土地投機的普遍形式,與此同時，碳和野生動物也正成為從自然界中迅速獲取利益的重要手段。此外，通過向公司提供環境管理的關鍵舉措阻礙非市場戰略來治理環境退化問題并構建新的自然市場，以加強南北在全球市場上的不平等。自然資源保護者除了創造新的機會之外，還增加了其他日益減少的資本積累形式。

　　“新自由主義”制度下，國家職能私有化和全球市場金融化已經改變了國家、市場和民間社會團體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權力關系。因此，綠色攫取越來越多地在國家之外進行。通過在國際環境政策決策領域內再生產出公共、私營和非營利組織的跨國網絡,這是積累至關重要的條件。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和歷史上重要的保護行動者，例如環保科學家、地方性公約、非政府組織等正在重新調整它們與新行動者之間的關系；金融行業、娛樂行業和其他行業也在為了保持對環境治理的影響力而努力。因此，當今的土地爭奪是新的土地控制機制，他們企圖聯盟 "收回" 土地加之在現今政治經濟環境影響下出現的新自由主義，主宰著這個特定階段的資本主義世界系統。特別是金融的市場對自然的交換是服從自然和它的治理對金融市場的波動。

　　《生物多樣性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是1992年聯合國地球首腦會議的成果,并于1993年正式生效，公約的締約方有191個（截止到2010年10月，該公約的締約方有193個）。在為期兩年的締約方會議上，這些締約方共同審查進展情況，確定優先事項、制定工作計劃，向全球環境基金(GEF)提供指導，并有專門的科學和技術咨詢附屬制度為《生物多樣性公約》提供科學的建議。締約方會議包括正式全會、在締約方會議召開前各代表團就各項決定陳述立場的兩個主要工作小組會議；將參與者分成小型聯絡小組或代表人會議，選定的代表團在會上就具體方案進行協商，以便向各工作組提出報告；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間制度經常舉辦的單邊活動，或專題講習班,或新聞簡報以及主要向各締約方開放的高級別內部會議。

　　這里提到的《生物多樣性公約》是由一個復雜且不斷變化的關系網絡所組成的，這網絡中包括各締約方、非政府組織、政府間制度、公約和相關的宣傳組織的代表,公司代表、貿易協會、說客、科學家和其他人。因此，在這一重組的領域中，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參與者之間的權力關系如何將跨國環境管理轉化為物質實踐的方式。《生物多樣性公約》可以將其成員國的物質資源直接用于該組織的建設，并為與該工作計劃相一致的組織提供合法性支持。因此，隨著這些組織重塑其保護戰略以響應或借鑒市場意識在 《生物多樣性公約》 內的主導地位，它們對其霸權造成了影響。

　　原始積累進行的條件

　　為了確保哈維的“空間修復(the spatial fix)”(或安吉利斯的“正在進行的原始積累”)，不間斷的工作是必須的。這項工作可以通過強制開放市場和尋找新的空間修復加之封閉性生產手段得以貫徹，或者通過不斷調整制度來阻止它們對資本積累造成潛在的監管威脅。在所有這些進程中，代表權和論述成為確保這一空間的關鍵手段，因為它們不僅對物質資源，而且對使某些能夠積累權力的索賠人的制度的某些要求具有合法性。例如，通過確定全球優先發展事項,衡量地區差距,擴大全球主要生物多樣性領域和跨境公園的覆蓋范圍，并估計全球范圍內的碳減排量,從而加強對養護的測量和理由，以便一個地區的排放量可以抵消另一個地區的污染，這是對全球資源合法化的要求，并否定以前的那種通常是由本地用戶行使的決策權。《生物多樣性公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出現的事實是：在一項討論中接受了缺乏一種替代辦法的積累, 隨后將該制度塑造為一種工具, 通過這種手段可以將生物多樣性與新的積累方式結合起來。

　　為土地攫取創造動力

　　自成立以來，《生物多樣性公約》一直是全球范圍內擴展有形的領地保護的合法化力量。《生物多樣性公約》8條的a–e條，要求建立和管理新的保護區系統，擴大保護區長期以來一直是保護成功的關鍵指標。然而，就像一般的土地爭奪一樣，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綠色攫取也在不斷增加。在 2004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方確定了在2010年之前實現地球表面10%范圍的受保護狀態的目標，在 2010年，它們將目標提高到17%的陸地和內陸水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地區。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國家利用這些目標來證明在地方景觀中增加保護區的合理性。

　　當然，并非所有保護區在它們被作為公園建立之前都是公共土地，原則上，許多正在或者將會被為了公益而建立。因此，他們乍看上去不構成圍欄。然而，正如凱利 (2011) 指出的，私人財產的創造不一定是私人積累的先決條件，受保護的地區可以充當多種商品形式啟動的紐帶。通過其在保護土地生態旅游方面的作用，保護遺傳物質、礦物或生態系統服務的權利；將居民轉變為雇傭勞動力；出售原始自然的圖像；在保護資金的保護方面，保護區實際上是在進行私人資本積累，這可以在世俗或空間上遠離圈地的有形遺址。此外，雖然國際捐助者、國家和非政府組織在購買或征用農民土地以進行保護方面有牽連，但越來越多的是私人投資者被吸引到作為生態公園的企業中，碳信用的地點通過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 (REDD+) 的排放量和生物多樣性抵消而產生，這就需要 "擱置" 一個可供選擇的生物等效區域，通常作為保護區，以補償生態損害。簡言之，即使是公共保護區也為私人資本的積累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場所。

　　創造新的商品市場

　　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的排放已被證明是綠色攫取的一個特別有力的理由,并預計將是"歷史上最大的土地掠奪"。碳交易是交易虛擬自然資源最著名的新興市場，隨著保護組織和多邊金融制度的結盟，《生物多樣性公約》 日益為新的自然市場包括新的自然衍生物提供了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投資者可以對沖金融風險或推測未來的價值，例如，物種滅絕。對投機者來說，這些商品同時提供了從自然界的稀缺物中獲利的潛力，以及一條通向更清潔形象的道路。在 COP10 期間，世界銀行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在一項關于保護全球老虎倡議的媒體包裝的附帶活動中介紹了野生動物溢價市場倡議。

　　通過刺激與碳市場相關的野生動物市場，這項努力的目標是從老虎開始，為野生動物保護創造可持續的資金。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首席科學家和副總裁埃里克蒂尼斯丁提議設立一個由世界銀行管理的野生動物碳基金，它將像森林碳伙伴關系基金一樣運作，為所增加的老虎獵物數量付給政府或 "社團"一定的費用,作為 REDD+的補充計劃。通過將野生動物保護與 REDD+的共同利益聯系起來，它的目的是通過證明某些碳封存點是良好的野生動物棲息地且符合野生動物標準來催化碳價格的上漲。與碳一樣，野生動物信貸的購買者必須被創造或吸引，蒂尼斯丁的建議是發行野生動物溢價債券，這可以在全球投資者的投資組合中進行，以提高私人投資 (蒂尼斯丁)。在這方面，《生物多樣性公約》是使行為者對創造金融產品以供流通的重要手段。

　　生態系統服務的興起和將碳作為保護的基本原理和功能，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越來越多地關注于填補 《生物多樣性公約》 建立的更高目標所創造的所謂的 "融資缺口"。簡言之，生態系統服務和碳正在被用來為保護區的擴大提供理由，這反過來又要求增加資金，這就需要重新界定生態系統服務和碳的保護，以吸引財政支助的私人來源。公共和非營利的行為者已經同意，《生物多樣性公約》不能繼續完全依靠官方發展援助來提高多達 450億的資金，像全球林冠計劃這樣的組織已經計算出《生物多樣性公約》需要擴大其領土實現其新的17% 目標的野心。結果是應用市場邏輯重新界定什么是 "受保護的" ，在盈利能力方面,以吸引私營部門的財政投資。在 COP10，來自全球各地的行動者展示了各種形式的私人融資模式，從循環信托基金、投資股票和債券，到私人或私人合伙。根據保護金融聯盟，一個由各種能力運作的保護信托基金組織組成的網絡，目前在拉丁美洲、美洲、非洲、亞洲和東歐，有50個基金在運作，共有4.5億美元的資產,其中包括捐贈基金、下沉基金和循環基金。在別處，這些公共—私人—非營利伙伴關系不僅吸引了私人融資，而且還為綠色制裁提供了持續的積累實踐和資本擴張的新機會。

　　原始積累過程中的環境保護

　　在2008年發布的《自然保護聯盟簡訊》中，斯迪格森（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主席）描述了組織目標，即尋求一個不限制獲得生物多樣性但會促進市場和市場機制的發展的管理框架,為市場提供新的商機，并有機會利用生態系統及其服務來挖掘以前未實現的經濟利益。這一聲明揭示了一種特別封閉的自然資本觀，表明一個適當的監管機制是一種在生物多樣性中產生實現利潤的新手段。就像洛克所說的“自然是‘浪費’”，因為它未能投入生產用途，斯迪格森對生物多樣性及其治理的興趣與其說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功能，不如說是將 "廢棄物" 從定價服務中回收，想象成為經濟生產力的新形式，更具體地說是應用智力而不是體力勞動來改善自然并將其轉化為利潤。但是，斯迪格森的觀點也強調了理解原始積累的重要性，這不僅依賴于通過私有化的時刻重新調整一項共同的自然權利，而且還有賴于不斷創造出登記組織的設立和體制的安排，這些轉變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描述了斯迪格森視野中的正在物化的諸多方面的東西，體現在“以前未實現的資產”的表達形式的多樣性——綠色攫取和我們所謂的保護罩。強調了這些“資產”的創造如何反映在國際環境治理中發生的更大的轉變，全球生態學的科學論述已經給自然資本的本體論讓路。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普遍采用的觀點，即市場力量和經濟增長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最佳方式，盡管它已受到質疑，但是這一觀點已成為主宰全球保護的話語和實踐的一種做法。通過諸如《生物多樣性公約》、環保和其他環境組織等制度，正日益通過構造生物多樣性和保護的目標來克服實現 "自然資本"過程中的障礙，這很適合市場交換規則。這樣，"環境保護主義" 已經成為一種可以被征用的政治,包含和引導資本積累的利益，同時在爭奪權力的人與那些生活在直接后果中對資源有所要求的人之間進行調和。

　　正是這種動員的力量和對異議的包容，突顯了本文的癥結所在——減少對資本主義擴張體制造成障礙的當代模式對于現今自然資本的生產和相關市場的發展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是議會的圈地運動到第十八世紀圈地運動的共同性。為了補充當地揭示的與 "綠色攫取" 相關的社會和生態邊緣化的案例研究，我們在這里探討了自然界的商品化和產生的圍欄的系統性維度。我們發現，生態系統服務，生物多樣性衍生物和金融保護新機制，如 REDD+，物種銀行和碳交易，已經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認可，并建立了聯系，它們正在發展，而不是與全球市場和市場參與者隔絕。事實上，盡管聯合國框架公約的創立提供了中央集權化權威的能力，使它們不太可能威脅到積累，但它們存在的簡單事實構成了一種持續的潛在威脅，這就要求持續禁用。

　　對當代圈地運動的布設和影響的個案研究很少涉及通過這些機制產生積累機會的國際制度。然而，對像《生物多樣性公約》這樣的制度如何運作和限制知識形式的理解、合法和制度化的相關程序、協調和闡明關鍵的行動者是理解國際談判作為構建突發綠色市場機遇與實踐的場所的作用的組成部分。這項工作揭示了 《生物多樣性公約》 在當代以保護環境為幌子而運作的，在積累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為一個新自由主義環境政治誕生的制度，在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產生，加之支持這些邏輯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歷史悠久的國家的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可以由政治向資本積累延伸的競技場。然而，隨著自由主義的崛起加之在新興市場和金融環境下的相關國家職能的私有化,全球環境治理中的權力關系已經發生了改變。在同一時空中聚集在一起的公共、私人和非營利組織的跨國網絡，通過像《生物多樣性公約》這類的公約來制定一個管理框架，開放一個像斯迪格森這類行動者所尋求的市場機會。

　　原文“Enclos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convention on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green grabbing”（《包圍全球公地：生物多樣性公約和綠色攫取》）發表在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雜志上。

　　Catherine Corson & Kenneth Iain MacDonald (2012), Enclos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green grabbing,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9:2, 263-283, DOI: 10.1080/03066150.2012.66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