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揚去世前任職復旦大學進化生物學研究中心主任，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與地生物學研究所所長。他是一位富有神奇色彩的科學家，1964年生于湖南新寧，15歲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20歲畢業于該校無線電電子學系，卻轉而愛上了植物，1984年進入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專注于植物的數量分類，這是由美國生物統計學家索卡爾和英國微生物學家斯尼思等人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所開創的一門學科，采用數學方法把分類學的研究從定性的描述提高到定量的綜合分析。華裔生態學家、華東師大與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教授何芳良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到，1985年自己與鐘揚在武漢經朋友介紹而結識，“brilliant、執著、自信、快速，是鐘揚給我留下的印象”。目標一致的兩位年輕人很快結成好友，并一起碰撞出科研成果，他們在1986年與1988年分別發表了合作文章《植物群落演替過程的預測模型》和《生態系統演替過程的數學模型》。在學術引擎上搜索這兩篇論文，我發現《植物群落》的摘要中有這么一段：許多事實表明，自然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往往有某些相似之處，本文雖然是一篇關于生態系統方面的預測文章，但對搞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預測的讀者，也許不無啟發，預測應用領域很廣，預測的方法也很多，相互交流和補充，往往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句話可以說非常鐘揚，一下子就把我帶到了曾有幸與他共度的幾次講座與飯桌時光，在每一個記憶瞬間，他都是那個旁征博引、縱橫捭闔、談古論今的博學者形象，而且永遠那么樂觀。廣泛興趣和模型方法引領著他向很多領域做出探索，比如2003年非典之后，鐘揚甚至與合作者發表了《SARS冠狀病毒S基因的最近共同祖先序列重建及Spike蛋白的適應性進化檢測》一文，如非他有次親口提及，我還真沒想到原來他還有病毒研究方面的“副業”。

　　鐘揚于2000年起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植物學和生物信息學博士生導師，并很快把完善種子庫作為人生的重大目標，2001年只身踏上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考察那里獨特的生物資源，探尋生物進化的軌跡。在今年8月份的“一席”活動中，他給聽眾帶來了一場水準相當之高的演講，哪怕是對植物學毫無概念的人，都能從那場深入淺出又幽默的“工作報告”中了解到，他們現在在做的拯救西藏地區的種子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鐘揚反復強調，在全球變暖的時代，我們和植物一起面臨著嚴峻的來自環境的考驗，種子庫就是基因庫，也許某一天，一粒種子、一個基因能拯救一個國家。在長達16年的援藏工作中，他培養了5名藏族博士，和學生們一起儲存了上千種植物的4千萬顆種子，并且找到了那里特有的模式生物——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擬南芥。

　　在上海浦東南匯東灘濕地附近一塊十畝大小的田地里，種植著一片紅樹樹苗。“我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灘也能長滿繁盛的紅樹，人們提起上海的時候，會毫不吝嗇地稱其為‘美麗的海濱城市’。雖然我不一定能看到這一幕，但上海的紅樹林將造福子子孫孫，成為巨大的寶藏———這是我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2007年開始，鐘揚和他的研究團隊就開始了上海地區的紅樹引種計劃，這是基于他們對素有“海洋衛士”之稱的紅樹特性的了解，并特地為此而低溫馴化篩選了耐寒樹種，早在2000年，他就用分子生物學方法做過紅樹相關的研究，發表有《紅樹科6屬cpDNA和nrDNA序列相對速率檢驗及分歧時間估計》。

　　鐘揚教授是一位堅定的科學演化論捍衛者，不管是在私下的交流中，還是公開的演講和文章中，他都愿意為我們一遍遍講述演化給世界帶來的改變，還有那些和基因有關的美麗故事，我們曾在2009年、2010年數度邀請他給科學松鼠會的讀者做講座，也在2012年邀請他成為“菠蘿科學獎”評委。不管是“科學嘉年華”活動，還是我策劃的《一百種尾巴和一千張葉子》新書推廣會，他都欣然前來，我迄今還想念第一次吃上他從青藏高原帶回來的風干牦牛肉的滋味。

　　在無法接受他離去這一噩耗的那個夜晚，翻出了八年前的郵件，看到其中那句“三十一日中午要跟你們一起吃盒飯……當然，我不會白吃，給你們帶了西藏特產：）”，我完全完全地哽咽。還記得2005年自己還是《新發現》雜志的編輯，經由當時的復旦大學生命學院院長金力教授認識鐘揚的時候，提出要給他做專訪，他謙虛地說道，我還沒做出什么工作，以后吧，以后。

　　于是他的許多神奇，我已經無從親口得知。

　　他當年考中科大少年班的經歷也是十分坎坷，在“知識分子”公號上一篇匿名文章《親歷|一個招辦主任兒子的高考》中，作者（后證實是鐘揚）飽含深情地寫到，當年因為父親是招生辦主任，自己不但沒有享受過特殊待遇，反而不得不因此而放棄一次原本正當的提前高考機會，于是去挑戰不屬于正規高考之列的科大少年班，一半出于負氣，幸而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