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場“造城運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中國呼之欲出。但是，以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為代表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卻讓人擔憂中國城市化的未來。這些超大城市普遍面臨人口密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房價高企等“城市病”，不得不采取種種限制人口規模的手段。但是事與愿違，這些特大城市卻像巨大的磁場，根本趕不走人。

　　最近國務院批復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其中對人口規模和建成區面積的限定，使城市規模問題再一次引發人們廣泛關注。再如，圍繞雄安新區的設立，一些學者認為可以疏解首都和省會等大城市的功能，使二三線城市差序發展乃至趕超。但是一些學者主張大城市化，認為中國的城市還不夠大，哪怕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也還小，還有進一步擴張的潛力和必要。有關城市規模的這些討論，都在啟發人們重新理解大城市化對中國的意義和影響。

　　大城市化指一個國家的大量人口聚集在少數幾個超大城市的現象，如日本東京、墨西哥城等。對于城市人口規模，有一個著名的齊夫定律（Zipff’s Law），為各國的大城市化提供了理論注腳。齊夫定律預測一個國家的城市規模分布特征是陡峭的金字塔結構，例如第二大城市的規模是第一大城市的兩分之一，第三大城市的規模是第一大城市的三分之一，以此類推呈幾何級遞減。這條統計法則得到許多國家的大量證據支持，假如它放之四海而皆準，那么“一城獨大”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按照經濟增長、市場發展和人口遷徙的自然規律，齊夫定律或其相似現象在中國會大致兌現。從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等方面來說，大城市化的理論本身沒有錯，也是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雖然這不是普適理論，但也不能說中國是完全獨特的。許多研究都顯示中國的城市規模分布情況與齊夫定律的預測較為吻合，雖然在不同階段會有一定偏差。但是還有研究顯示，中國的大城市化進程同齊夫定律的預測尚有很大距離。換言之，就是城市集中度偏低，大城市仍然還不夠大。按照中國的人口規模，第一大城市應該可以達到五千萬人甚至上億人。

　　中國歷史就是一部人口史，如此多的人聚集在少數幾座城市，令執政者不寒而栗。因此，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限制政策，就成為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不二法門。政府對城市規模的強力干預，使城市分布特征偏離了既定軌道。究其原因，中國以行政級別為核心的城市管控體制，擾亂了市場邏輯，扭曲了經濟激勵，錯配了各種資源，導致了意料之外的一系列負面影響。自上而下的權限設置、資源配置和政策安排，都是圍繞城市的行政級別而組織的，并沒有按照市場邏輯而發展。兩個旗鼓相當的城市，如果一個是省會或副省級，那么就會比另一個普通地級市更有發展優勢。因此，中國數十個省會或副省級城市成為各個區域的中心城市，在延緩乃至抵消大城市化的進程。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快速而劇烈的城市化。這種躍遷式和壓縮式的城市化，對城市治理提出了嚴峻挑戰。低質量的快速城鎮化造成大城市的種種惡果，使人們難以接受大城市化。一線城市在極力瘦身減肥，二三線城市則希望做大做強，似乎都無法接受本真的自我。另外，城市人口存在多個統計口徑，如戶籍或常住、建成區、城區或市區等，也模糊了人們的判斷。許多資源配置和權限歸屬都是以城市規模而定的，各地政府在“做大”人口規模時會使用高估的指標，而在“做小”人口規模（如核算人均GDP）時則使用偏低的指標，使城市規模成為數字游戲的砝碼。

　　更為重要的是，大城市本身也不想進一步“做大做強”，紛紛采取限制戶籍、驅逐人口和“騰籠換鳥”的強硬政策。不過，政府對大城市化的抵制與拖延，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以及難以估量的機會成本。無論是季節性人口遷徙和家庭分居，還是留守兒童和老人，他們都是城市限制人口規模的政策后果。這些對其不歡迎的人筑起銅墻鐵壁的城市，是沒有包容性的城市，盡管可以高檔精致，但卻不是值得向往的最佳狀態。與此同時，基于戶籍的利益固化使其成為難以打破，獲得一些大城市的戶口甚至要比很多國家的“綠卡”還要難。

　　同城市化并行不悖的是小城市化乃至逆城市化，但是目前以規模和絕對量為依據的城市排名和官員升遷，卻很難使其進入政府議事日程。即便是大城市化，如果是高質量的，也不影響宜居性和可持續發展。政府對城市規模的強力推動和嚴加限制，固然會暫時取得勝利，但從長遠而言卻得不償失。齊夫定律等法則只是統計規律，而并非城市規模分布的金科玉律。如何讓市場的歸市場，讓政府的歸政府，還人們“用腳投票”的權利，推動城市之間錯落有致的自然發展格局，可能是城市中國最大的課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