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梳理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發展路徑研究的基礎上, 首次從復合生態系統理論視角切入, 闡述了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人口—資源—環境”復合生態系統的構建, 認為保護區是由中間低、四周高的復合式盆地構成的“湖—城—地”型生態系統。從生態服務功能、農戶生計訴求、多元利益主體等方面探討了該系統, 認識到該保護區生態環境脆弱、發展資源稟賦不足、當地社區居民的生計能力脆弱、致富能力低下。保護區管理部門、社區居民、投資者、游客等利益主體的價值取向存在差異, 表現出利益沖突。研究提出了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耦合機制, 建議走生態產業、移民搬遷、旅游開發同步推進的科學路徑, 以期為當地社區脫貧致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決策依據。

　　1 引言

　　自然保護區在維護區域生態安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著重要生態功能。我國自1956年建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以來, 自然保護區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截止到2014年底, 我國共建立了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2729個, 總面積約1.4699億hm2[1], 已成為維系我國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在自然保護區的發展建設過程中, 黃木嬌等提出了基于管理目標的自然資源保護與發展方向;王昌海等提出了純自然保護階段、自然保護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階段、自然保護區可持續發展階段依次逐步升級的自然保護區發展理念。我國不同時空范圍的自然保護區發展階段各異, 管理水平不同, 但是自然保護區與周邊社區的矛盾日益突出, 已經成為困擾自然保護區可持續發展的共性特征和瓶頸因素。

　　針對自然保護區資源保護與周邊社區發展問題, 學術界從不同維度開展了研究。從保護區管理維度看, 多數學者站在保護區決策層或管理部門角度, 從管理理念[4]、管理體制、管理效率、法制建設[9]等方面開展了深入探討。值得注意的是, 從保護區周邊農戶視角出發探究自然保護區發展戰略成為近年來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其中, 從博弈論的角度出發分析自然保護區管理部門與社區居民的博弈是一次大膽嘗試。增加保護區周邊社區農戶經濟收入來源和提高農民的生計能力是緩解保護與發展矛盾的直接有效手段。有學者就周邊農戶對保護區自然資源依賴度進行了定量研究, 為保護區管理者平衡保護與發展的關系提供了決策依據[11];通過探討保護區周邊社區農戶對保護區建設利弊認識, 對緩解發展需求與生態保護需求之間的矛盾具有現實意義[12]。從學科維度看, 已有研究從生態學、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元視角, 提出緩解保護區與社區矛盾沖突的對策, 認為完善社區共管機制的協調發展管理模式[19]是行之有效的途徑。

　　我國的自然保護區和貧困地區高度重疊, 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制約了區域經濟發展, 加劇了資源保護與經濟增長的對立沖突。因此, 在研究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管理、發展與保護問題中, 撇開扶貧開發探討生態保護不切合實際。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 為新時期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發展路徑構建帶來了新機遇。國家層面, 2014年我國《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將精準扶貧作為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機制之一。有學者就精準扶貧與農村社區協同發展進行了初步探索[24], 從農戶視角探究生態環境保護與社區經濟發展之間的耦合是研究人與環境融合的重要手段。任倩倩等選用FGT貧困指數, 對云南金平分水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貧困程度進行了有效測度[26]。基于精準扶貧政策考量, 在脫貧和生態保護雙重需求下, 如何協調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 成為新時期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發展路徑構建急需解決的現實難題。

　　自然保護區與周邊社區構成了一類特殊的復合生態系統, 基于復合生態系統理論, 了解這類生態系統的生態過程、演化軌跡和耦合機制, 對整合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育決策和社區農戶發展需求具有前瞻性戰略意義。20世紀80年代馬世駿院士首次提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框架, 之后有關復合生態系統的研究和討論不斷涌現。其中, 王如松院士等對城市復合生態系統做出了精辟的論述, 城市復合生態系統研究也逐漸成為生態系統研究的顯學。然而, 關于自然保護區與周邊社區構成的“人口—資源—環境”農村復合生態系統的研究, 目前還未見報道。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位于寧夏南部黃土丘陵區, 屬生態脆弱區、集中連片特困區的高度重疊區域, 保護與發展矛盾突出。因此, 在實施精準扶貧戰略實施的時代背景下, 以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為研究案例, 從生態系統視角探討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與當地社區關系的耦合路徑, 可為自然保護區可續發展和社區的脫貧致富提供決策依據, 為有序整合保護與發展的沖突、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指導。

　　2 研究區概況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縣城西南部, 總面積45.90km2, 以保護地震滑坡堵塞溝壑形成的濕地生態系統和野生動植物為主, 屬省級內陸濕地型自然保護區。保護區地處寧南黃土丘陵溝壑區, 居葫蘆河流域上游地帶, 海拔1.8—2.2km之間, 是典型的黃土丘陵溝壑和地震滑坡地貌。1920年“海原大地震”誘發的黃土滑坡與地震堰塞湖相伴而生, 構成了著名的地震遺跡景觀。

　　保護區當地社區包括紅莊、龍川、陳岔、立眉、和平、河灘、蘇堡、孟灣、堡玉、王坪等13個行政村中的20個自然村。保護區社區居民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所得, 常住居民主要為留守兒童和老人。老人大多從事農業活動, 以種植玉米、小麥、土豆、谷子等為主。2015年, 保護區涉及的西吉縣震湖鄉農民可支配收入6482元。從國家國土空間格局上看, 自然保護區當地鄉村社區位于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區, 所在的西吉縣屬國家級貧困縣。在自然保護區內部, 生態環境脆弱, 扶貧開發任務艱巨。

　　3 自然保護區復合生態系統構建

　　從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來看, 核心區大致為堰塞湖 (黨家岔堰、河灘堰、堡玉堰、蘇堡堰等) , 緩沖區, 實驗區中分布有鄉村社區、農田、退耕林地等, 保護區邊界大多為黃土梁, 整個保護區為“中間低四周高”的復合式盆地, 構成了“湖—城—地”型的生態系統 (圖1) 。該復合生態系統包括2個子生態系統和4大利益主體, 2個子生態系統是指由自然保護區資源環境構成自然生態系統和由當地社區構成的社會經濟生態系統, 利益主體包括政府 (保護區管理部門) 、社區居民、保護區投資者和旅游者。

圖1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湖—城—地”型生態系統

　　3.1 自然生態系統承擔的服務功能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承擔著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地震堰塞湖的功能, 所處的寧夏南部山區在全國主體生態功能區規劃中屬于限制開發生態區, 是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的組成部分。同時, 保護區資源環境是當地社區居民賴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質基礎, 直接影響著當地社區的居民福祉。然而, 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地貌類型屬黃土溝壑丘陵, 地形破碎, 干旱缺水, 水土流失嚴重, 植被、土壤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 加之地質災害、氣象災害時有發生, 是典型的生態環境脆弱區。生態系統脆弱、發展資源稟賦不足, 開發利用稍有不當, 就會造成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下降或喪失, 使該地區的發展陷入“貧困魔咒”。

　　3.2 社會經濟系統社區居民生計訴求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當地社區位于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區, 所在的西吉縣屬國家級貧困縣, 回族人口占總人口的57%, 是典型的民族貧困縣。當地社區居民擺脫貧困、謀求發展的愿望非常強烈。社區居民普遍認識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但迫于生計壓力, 缺乏替代性生計選擇, 不得不從當地資源環境中索取, 存在破壞生態環境的潛在風險, 居民生計脆弱始終是制約西吉縣扶貧的主要因素[30]。因此, 提升社區居民致富能力, 促進社區轉型發展, 需要充分考慮社區居民的利益訴求。

　　3.3 保護區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涉及四大利益主體, 即政府 (保護區管理部門) 、社區居民、保護區投資者和旅游者。每一利益主體都有自己的價值取向, 各利益主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 共同影響著生態系統的演化方向。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能否有序發展, 取決于各利益主體能否找到有效的共生機制。通過分析濕地自然保護區各利益主體關系矩陣 (表1) , 可科學表達各利益主體的共生契合點。保護與發展作為“蹺蹺板”的兩端, 雙方的走向只能是平衡狀態[31], 政府在履行生態保育職能的同時, 必須充分考慮周邊社區農戶的生計。

表1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各利益主體關系矩陣

　　4 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耦合路徑

　　4.1 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耦合關系

　　理論上講, 自然保護區在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屬禁止開發區域, 但從合理性和可行性角度分析, 絕對禁止開發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位于黃土高原丘陵溝壑水土保持生態功能區, 同時又屬于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區。從生態功能區角度看屬于限制開發區域, 以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提供生態產品為首要任務。由于當地社區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自然資源發展的依托, 生存權、發展權未得到有效保障。這種限制資源利用的做法, 加之生態補償政策不完善, 加劇了區域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這既不利于區域的資源環境保護, 也不利于區域的扶貧開發。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在國土空間格局中處于生態脆弱區、集中連片特困區、重點生態功能區、行政區邊緣經濟區等多重地理空間單元的重疊區域。因此, 尋找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的耦合界面 (圖2) , 找準社區扶貧開發與資源環境保護的契合點, 是區域治理的根本路徑。

　　圖2 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耦合界面模型

　　從系統論的角度看, 生態系統是一個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 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開放生命系統, 是一個開放、動態、有序并具有穩定結構的系統。完全沒有干擾的生態系統是一種理想狀態, 具體的適當干擾是生態可持續的。因此, 在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實驗區的資源利用只要不超過環境容量, 不破壞自然生態系統的耗散結構, 系統就能獲得并維持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社區居民, 只要利用合理, 開發強度適中, 實現保護區自然資源保護與當地社區脫貧致富的共生發展就是可行的。

　　4.2 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協同路徑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作為國土空間格局的重疊區, 人地關系緊張, 貧困問題就是生態問題, 生態扶貧路徑給這類重疊區域帶來了新視角。在保護區的區域治理中, 應將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有機融合, 緊貼環境治理和貧困治理兩條主線, 走生態扶貧路徑, 實現該區域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首先, 農業產業扶貧應作為扶貧攻堅的重頭戲, 選準產業是農業產業扶貧的前提條件[34]。因地制宜地發展不影響主體功能定位的生態產業, 是實現黨家岔社區居民脫貧致富的必要手段。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資源稟賦獨特, 發展特色農業產業的潛力巨大。開展“農戶+企業”、“農戶+合作社”的特色農業產業化發展模式, 吸引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 既可提高居民福祉, 又可實現生態治理。保護區內已初步形成兩個特色農業種植基地, 即以立眉村為中心的小秋雜糧種植基地和以孟灣村為中心的馬鈴薯種薯繁育基地。因此, 以特色農業種植基地為抓手, 進一步加快特色農業的產業化進程, 通過“農戶+企業”、“農戶+合作社”模式, 引進農產品加工企業, 發展農產品加工業, 推進農產品品牌建設, 實現農業種植由口糧型向生態型、效益型轉變。其次, 寧夏實施的生態移民工程, 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環境承載力低, 已開展了陸續的移民搬遷工作。保護區內建成的大埂新村、蘇堡新村生態移民安置點, 農戶居住條件得到了有效改善。因此, 對有意愿搬遷的社區農戶繼續通過生態移民路徑脫貧致富, 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在開展生態移民工作時, 應重點向人地矛盾突出、人畜飲水困難、交通不便的貧困農戶傾斜。此外, 改善移民遷出區的生態環境, 開展移民遷出區生態恢復工程是生態移民建設的題中之義。第三, 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的堰塞湖群為1920年“海原大地震”誘發黃土滑坡形成的堰塞湖, 是獨特的地震遺跡旅游資源。適度開展生態旅游, 可有效帶動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是提高社區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徑。保護區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 在自治區開展“全域旅游”的機遇下, 立足于發展生態旅游, 即可維持生態良好, 同時也能實現農戶致富。

　　總之, 將生態產業、移民搬遷、旅游開發同步推進, 是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科學路徑。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協同路徑, 應是在生態法則基礎上和生態扶貧框架下, 統籌自然保護區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 以生態產業、移民搬遷、旅游開發同步推進為抓手, 由政府主導、社區參與的一種資源共享、權力均等、義務均擔的協調發展路徑。

　　寧夏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是踐行生態文明的重要載體, 也是精準扶貧的重要實踐戰場。黨家岔濕地自然保護區困厄與機遇并存, 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有機融合、良性互動的全新示范模式是貧困區與自然保護區高度重疊區域實現全面小康的重要基石。把自然保護區資源資產管理與社區社會經濟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 充分肯定社區農戶在保護區的利益、地位和作用, 調動社區農戶的參與積極性, 提高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的自我發展能力。

　　作者：喬斌 張彥仁 何彤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