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上午，在河北省秦皇島市成功舉辦的國際風景園林與綠色發展學術交流會上，華南農業大學城市規劃與風景園林系主任李敏分享了高密度城市綠地系統規劃指標研究領域的成果。以下為演講實錄：

▲李敏教授演講

　　我是來自華南農業大學，從廣東來的李敏。這些年綠地系統規劃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強制性的一個規劃內容，現在全國各地，每個城市在編城市規劃和園林建設時都少不了綠地系統規劃。我個人在研究綠地系統規劃理論和實踐方面也有20多年的時間，從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開始，90年代早期、中期，思考這個問題，后來做這方面研究，現在也逐漸形成了一些適用的規范和標準。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在這個過程中間，其實我還在進一步的思考，下一步我們還有些什么問題沒有解釋，面對中國乃至世界城市快速發展的現狀，我們還有一個誤區沒有解決，就是高密度程度。我們現在所用的綠地系統規劃的理論和方法，一般都只是用于一般性的城市，也就是我們國標規定的，人均建設用地100平米，人口密度控制在每平方公里1萬人左右的城市。事實上，我們從世界角度來看，城市高密度發展，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所以今天我就重點講跟高密度城市規劃密切相關的問題，也就是規劃指標。

　　首先講一下高密度城市的基本概念，關于高密度城市，很多學者做了一些研究，包括我本人，和我的學生、同事都做了研究。前幾年我們曾經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把全世界1500多個主要的城市人口做了匯總研究，定出了一個高密度城市的門檻指標，每平方公里1.5萬人，這是作為高密度城市的門檻指標。在這之上，上限指標沒有確定，我們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高密度城市，大概是5萬人左右，每平方公里的居住密度，5萬人。也有些局部地區，甚至可以高達八九萬人的情況。對應的城市用地的建設面積，大概在每人50平方米左右。這樣和我們原來建立在每人100平方米左右的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的概念，會是一種顛覆性的現狀。因為你沒地，沒地怎么規劃？現在我們就遇到一個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沒地，或者是非常少的地，怎么辦，還要不要做綠色城市的建設？

　　關于“高密度城市”，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判定標準，一般從建筑環境和人口密度兩方面加以判斷，即高密度城市通常具備高建筑容積率、高建筑覆蓋率、高人口密度和低綠地率等特點。

　　高密度城市人口密度的門檻標準宜為15,000人/k㎡；人口密度達25,000人/k㎡以上即為超高密度城市。

　　這里列出一張表，說明了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城市高密度化發展的情況，當然也包括一部分的城區，在中國來說，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城區就是一個城市。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根據我國的情況，對于高密度城市的研究，尤其是綠地系統規劃研究，還是相當的缺乏。這方面案例不多，實踐更少，在理論方面的探索，因為難度比較大，所以做的也不多。從國外的情況來看更是如此，國外叫緊湊城市，更多是對于緩解熱導效應、綠化等方面研究。

　　第二個問題，重點講一下高密度城市綠地系統的建設用地。我們知道要建設綠地系統，首先要有地，沒有地所有的事情都免談，但是高密度城市地又非常少，像“北上廣深” 一線城市和武漢、西安、重慶、杭州等二線城市，均存在著明顯的人口與建筑高密度現象。這樣的情況下，一般來說老城區具有比新城區更高的人口密度（廣州的越秀區、荔灣區、海珠區，北京的東城區和西城區等，因此，老城區的人均指標，綠地的指標就偏低，用園林城市的評選指標，只規定老城區的園林綠地指標比新城區略低一些，不能低太多。在實際操作中是很難達到的，尤其是老城區綠地的分布不均勻，后備用地不足的問題，幾乎沒辦法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怎么樣把老城區的綠化水平提高？真的是要變換一下思路。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最近幾年來，我一直持續的在關注研究澳門。澳門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研究的案例地，因為澳門很小，但是澳門經濟又很發達，同時也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特區城市之一。如果說澳門的高密度城區里面綠化水平得到明顯提升，通過我們的研究，提出一些改進的策略和規劃設計，這里邊取得的經驗，對于全國的高密度城市來說，都會有示范意義。我們通過對澳門的研究，發現高密度城市人口的密集以及綠地的不均勻問題，是要從多個方面來綜合考慮解決，還不能僅僅從建設用地的占比來考慮。說到這個，我們需要明白在一般城市用地中，綠地的占比關系。按照國家標準規范，通常是15%左右，根據新的城市綠地用地標準，城市規劃的G類綠地，分成了G1、G2、G3三類。在城市綠地分類標準里面，最近也做了一些修改，取消了以往的其他綠地，換算成為區域綠地，納入到生態綠地，也就是說非建設用地的這樣一個范疇之內了。這樣形式上和城市規劃用地的統計標準，是取得了一致，但是實際上在執行過程中，很多城市還是大量的把那些非建設用地的園林用地算入到城市的綠地率里面去，比如濕地公園、郊野公園之類的，因為他不這么算，根本就達不到這個指標，所以對于高密度城市來說，如何統一一個合理的規劃指標，就成為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2017版《城市綠地分類標準》中，對綠地率的計算方式作出了定義：

　　綠地率=“（G1公園綠地+G2防護綠地+G3廣場用地中的綠地面積+G4附屬綠地）/與上述綠地統計范圍一致的城鄉用地面積”；城鄉綠地率=“（G1 +G2 +G3 +G4 +EG）/與上述綠地統計范圍一致的城鄉用地面積”;建成區綠地率=（G1 +G2 +G3 +G4 +EG）/城市建成區面積。綠地率的分母是城市建設用地，并且把非建設用地的區域綠地也計入到建設用地的時候，在計算邏輯上本身是有問題的。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從高密度城市的用地結構來看，綠地占比實際上很小，一般來說不會超過15%，根據我們理論的計算值，應該是控制在15%-20%之間。也就是說，對大部分的高密度城市來說，是幾乎沒有可能達到我們國家園林城市現在所規定的一些指標。但是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高密度城市通過了評審，取得了這樣一些榮譽稱號，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計算的分母，是用的建設用地還是城市用地，這樣一個差別。

　　從高密度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建設用地之間的相關性的來看，人口密度和建設用地里邊的綠地率高低，是成正相關，但關系并不是非常的密切。在城市建設用地，還有一個建成區用地，這兩個概念是對于綠地率的計算有絕對的影響，如果這個分母使用不當，結果就會不一樣。常常我們在計算考評指標的時候，希望把分母弄得小一點，分子大一點，這個指標就大，如果說我們不去做這樣一個技術處理的話，就會出現不達標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很好的認真思考一下，如何從制度上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在澳門，由于澳門很小，但也有一個好處，地方很小，但是權限很大，擁有完整的立法權，還有省級以上的省級特別行政區的一個絕對權利。所以內地一些技術指標，或者一些規范、行政法規，在澳門不太適用，如果用的話，還要經過一個轉換。比如澳門的城市綠地分類標準，2010年開始就幫他做了一些制定工作，經過不斷研究實踐，最后制定了一套既能和國內接軌，同時又適合澳門的綠地分類標準。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我們取消了附屬綠地的概念，而是把游憩類綠地，統統歸在一起，作為休閑游憩綠地來計算。這樣澳門整體算下來，人均休閑綠地面積并不是太低。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由于時間關系，在這里就不細講了，大家可以查看我之前發表的文章。第三個問題重點講一下規劃指標。在城市建設用地里邊，有兩個指標，一個屬于評價指標，另外一個是屬于規劃指標，評價指標也就是我們來評判一個城市的綠化建設水平，但是評價指標不等于說都可以拿來做規劃指標。比如說我們常常用的一個叫做綠化覆蓋率，實際上是一個評價指標，而不是一個規劃指標。做規劃時在評價指標和規劃指標之間需要有一個轉換。

　　針對高密度城市適用的評價指標，我大概歸納了一下，有這么幾種。

　　第一個指標是空間的綠視率。綠視率概念出自日本學者，在中國的應用還不是太廣泛，近些年來有些研究，但大家對綠視率作為一個法定的綠化指數評價指標還存在爭議。綠視率是一個實際可測量的立體綠化評價指標，我們通過研究認為綠視率和城市綠地之間的空間關系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第二個指標是綠斑密度。“綠斑密度”（Green Patch Density，簡稱GPD），定義為單位面積城市用地內的綠斑個數，其計算公式為：GPD=N/A×100％。式中，GPD表示綠斑密度（ 個/k㎡），N代表綠斑（Green Patch）的個數（單位為：個），A代表對應研究區域的面積(單位為：km2)。

　　綠斑密度這個指標以前大家沒有怎么接觸，什么叫綠斑密度？在城市地面上，一個一個斑塊在單位面積里面占的百分比，這種綠斑密度的大小，實際上和綠地的邊界效應是直接相關的。兩個面積相同的地塊，如果說這是AD塊，它的邊界周長和切碎以后，拉開一定距離，BD塊，邊界周長是完全不一樣的，BD塊邊界周長，綠地周邊的邊長，要比AD塊大很多，意味著綠地對城市的服務效能要提高很多。這就是為什么小塊綠地，如果在相同面積，總面積的情況下，小綠地的分散布局，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游憩的服務水平，這樣一個基本的道理。我們在澳門選了兩塊方地，同樣的面積，綠地率相當，但綠視率很不一樣，上面的綠視率可以達到42%，下面這塊，集中式的綠地只能夠達到11%。這個研究給了我一個啟示，對于在高密度城市，我們的綠地布局是集中式布局還是適當分散式布局，我們可以做一個選擇。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第三個指標叫做城市綠地的價值評估。這個指標借鑒了國外的研究，在以往的綠地評價指標里沒有提出來。英國一些學者搞了一個GI工具箱，綠色基礎設施的工具箱，他們把綠色基礎設施的生態效能和社會效能、經濟效能全部貨幣化，貨幣化以后算出來這個綠地的建設需要花多少錢，又能夠創造多少產值，這是很直觀的一種方法，也適合于在中國使用。

　　第四個指標叫做城市公園服務水平。城市公園服務水平我們目前常用的一個指標，叫做服務半徑，而且現在寫到國家城市綠化評價標準里面，叫做500米范圍的服務半徑，這樣一個覆蓋率。其實這個概念本身是有問題的，在邏輯上不太說得通。半徑是一個線性的概念，是一個線條，而且半徑都是要有一個圓心，那么真正的說500米半徑，圓心在哪兒？比如在頤和園這些大公園，圓心定在綠地的幾何中心，500米服務半徑，很可能還沒超出公園的范圍，但其他公園可能就會出現超出公園服務半徑的問題。所以有必要研究一個更科學可行的指標。

　　關于公園的社會服務水平的評價，我國現有常用指標為公園服務半徑覆蓋率和人均公園面積。建議從公園規模級配和公園服務半徑覆蓋率引申出的公園服務蓋度研究城市公園服務水平。關于公園規模級配，大中小各類公園，它們按什么樣的規模等級作為一個配比，這樣一個配比如果合理的話，對于形成系統是有幫助的。關于公園服務蓋度，這是借用生物學里面一個詞匯叫做蓋度，蓋度也是覆蓋度的概念，特指植物地上部分植株的投影面積占地面的比率，在此引申為城市公園合理服務距離范圍在城區面積中的覆蓋度。現行國家《城市園林綠化評價標準》（2010）中設定的“公園綠地服務半徑覆蓋率”提法欠科學。因為“半徑”是從圓心向外計量的，而公園服務距離應從公園邊界開始計算方為合理。因此，建議采用 “公園服務蓋度”作為評價指標。公園服務蓋度能夠反映一個城市中的綠地對于公眾服務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園的可達性。它是以公園綠地邊界為基準等距離向外擴展，通過計算等距線覆蓋面積模擬公園服務范圍。跟服務半徑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這種合理服務距離是以公園邊界開始來計算的，這個邊界開始，是100米就是100米，200米就是200米，按公園的幾何邊界畫等距線，往外擴張，可以畫出這樣一個范圍線。這樣的計算就會相對來說比較科學、準確一些。大家都知道，地形圖上有等高線這一說，實際上在氣象學還有一個等距線的概念，我們可以借用。

　　我們可以把高密度城市適用的評價指標大致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空間綠量指標，也包括綠化覆蓋率、綠地率、人均的游憩綠地面積，還有空間綠視率，以及人均綠道長度，這些作為空間指標。跟綠色布局指標相關的，有城市綠地率的最低值，需要規定一下，最低不能低于多少。第二類是公園服務的蓋度，街區的綠斑密度以及游憩綠地的占比，現在做的規劃，由于在布局方面沒有指標控制，唯一的就是500米服務半徑，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一些問題沒有辦法解決。當然今天說的這些，我們可以進一步展開討論和研究。這是作為評價指標，沒有評價就不會有規劃，而且評價是對建設成果的最好的一種評判。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在評價指標里邊有一部分可以作為規劃指標，第一個就是空間綠量指數。這個規劃指標應該說是我們首創的概念，是在以往規劃實踐的基礎上，針對于高密度城市需要立體化實現綠色空間目標而專門提出來的。空間綠量指數旨在客觀反映一定范圍內城市空間的綠化水平。空間綠量指數=城市綠地率+街景綠視率；城市綠地率=(G1+G2+G3+G4)/H11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即建設用地綠地率）；街景綠視率=在城區(或街區)中按規定統計方法采樣獲取的街景綠視率 (%)。在數據表達時可采用“空間綠量指數（綠地率+綠視率）”的表達方式，如一個城市的綠地率為30%，綠視率為15%，則空間綠量指數為45%（30%+15%），括號中的內容應符合先綠地率、后綠視率的順序以方便數據比較。

　　空間綠量指數，以前有很多人做過一些方法的計算，生物量子數，就算葉面積，算光合強度，那些都過分復雜，對規劃指標來說，一定要簡單明了，而且容易操作。如果我們能夠用空間綠量指數這樣一個概念來把城市綠地率和綠視率之間建立一個相當于二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也就是多元求解，求得平衡的這樣一種思維方法，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我們對這個問題也做了一些很實際的計算，根據《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推算出建設用地內綠地率的理論范圍值（22.00-44.80%）及人口密度和建設用地內綠地率的相關性。人口密度越高，則建設用地內綠地率越低。通過選取9個高密度城市綠地率的樣本，求得建設用地內綠地率的平均值為28.2%。經過分析，得出高密度城市建設用地的綠地率合格標準宜為20-25%。

　　參考以澳門為例所進行的高密度城市綠視率合格和優秀標準的研究，在高密度城市中綠視率合格的標準為大于15％，綠視率優秀的標準為30％。所以，高密度城市空間綠量的合格標準宜為35-40%。當我們用這樣一個標準，對很多的高密度城市的街區進行實地測量以后，再進行研究，并且驗證，基本上是符合這樣一個取值標準規律的。

　　第二個是休憩綠地占比。休憩綠地占比是表達城市綠地中以公園、庭院綠地為主的休憩綠地所占權重比例，計算方式為：休憩綠地占比=城市休憩綠地面積/城市綠地總面積。例如，在澳門城市綠地分類標準中，已將休憩綠地單獨列為一個大類：MG1休閑游憩綠地，包括MG11城市公園、MG12城市花園、MG14庭院綠地、MG15體育綠地。其綠地性質，按照國家的行業標準，除了公園綠地外，還包括了宅旁綠地和綠化庭院 。這些分類中，對應內地城市的綠地分類，宅旁綠地的和綠化庭院是屬于MG4附屬綠地的范疇。

　　我們以往，都是只講公園綠地，對于大量用于休憩的這些附屬綠地，特別是小區里面的那些花園和綠地，統統都采取視而不見，或者不做計算的方法，這是不夠客觀的。如果用休憩綠地占比的方式，來作為規劃指標的話，將來做實際的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以及指導下一層次的控制系統，就會有很好的明確指標的約束。這些休憩綠地在高密度城市為居民中所提供的休憩空間意義重大。若將其作為規劃指標進行控制，能有效改善高密街區居民生活質量。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第三個是人均休憩綠地。人均休憩綠地是表達城市公園等休憩綠地設置的基本數量控制指標，算式為：人均休憩綠地=城市休憩綠地面積/城市常住人口。人均休憩綠地是計算城市里個人擁有的休憩用地面積指標。由于高密度城市中可供居民休憩游樂的綠地面積很有限，宜將一些公園綠地之外的、具有可提供休憩功能的綠地也納入此分類，以便盡可能多地涵蓋居民游憩空間。該指標可對應于國內城市現行的“人均公園綠地”概念。由于國內大部分高密度城市目前沒有休憩綠地的統計數值，故在涉及到國內相關城市的人均休憩綠地取值范圍研究時，其數據來源暫時仍可使用人均公園綠地的面積，但是一定要向人均休憩綠地指標進行轉換。由于人均公園綠地在各項標準的規定不一致，造成執行起來會有很大的困難。

　　最后一個是公園的服務蓋度。該指標是用于表達城市公園用地空間布局均好性和公園服務可達性水平的，其計算方式為：公園服務蓋度=城市公園合理服務半徑覆蓋范圍/城區面積。這個指標比我們現在所用的，所謂城市公園服務半徑所占面積這個指標要科學一些。所謂的合理服務半徑所占面積，這個定義在數學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半徑是一條線，線是沒有面積的概念，如果能夠用公園綠地服務半徑覆蓋率，替換這樣一個值，就會使我們整體的規劃指標定義要好的多。

　　參考國標中對于公園綠地服務半徑覆蓋率的規定：“一般城市的公園服務蓋度（500m服務半徑）≥60%”；而高密度城市由于路網密度更高，居民的步行出行效率更高，且隨著人口密度增高、綠斑密度也增大的趨勢，這意味著高密度城市應該構建比一般城市更多分散而密集、服務半徑更小的公園體系。因此，高密度城市的公園服務蓋度也應該高于一般城市的公園服務蓋度值。

　　結合對澳門實際情況的調研和研究數據，發現步行距離在500m（＜10min）范圍以內的公園綠地服務范圍覆蓋率為96.3%；步行距離在250m（<5min）范圍內公園綠地服務范圍的覆蓋率為86.2%。因此，可認為高密度城區的公園服務蓋度（200m服務半徑）應≥85%。一般城市的公園服務蓋度（500m服務半徑）宜≥60%；高密度城區的公園服務蓋度（200m服務半徑）宜≥85%。

　　最后總結一下高密度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的適用指標，大概有四個，第一個空間綠量指數，第二個休憩綠地占比，第三個是人均休憩綠地，第四個公園服務蓋度。這幾個指標概念和我們現行的規范和標準都有一定的銜接，但又不是簡單的換算得來的，希望通過將來進一步的研究，能夠把這樣一個更加科學合理的規劃指標概念應用到實踐中。

▲李敏教授演講內容

　　李敏：華南農業大學風景園林與城市規劃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風景園林學會理事，廣東園林學會副秘書長，廣東省政府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專家，廣州市建設科技委副主任，華南農業大學風景園林與城鄉規劃一級學科帶頭人，華南農業大學熱帶園林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學榮譽教授，重慶大學兼職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公園發展與評價》《現代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園林古韻》《華夏園林意匠》《菽莊花園100年》《當代世界著名公園100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