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鄉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一些小型鄉村自然消亡，一些鄉村區域直接非農轉化，鄉村數量規模和區域范圍縮減、發展活力下降。我國超大城市的非農化城鎮化進程走在其他地區前列，防止鄉村過度衰退的需求也更為迫切。新時代，亟待重新認識鄉村的寶貴價值，進一步凝聚共識，加大保護與支持力度

　　日前，上海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領導小組舉行會議，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緊密結合上海超大城市特點，集中精力抓落實、求突破、增動力、強領導，加快推動鄉村振興戰略落地見效，全面促進上海郊區鄉村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

　　當一個城市發展為超大城市，無論它與周邊的鄉村是行政隸屬關系還是僅為區位相鄰關系，都已形成互為依托和影響的發展共同體。鄉村是超大城市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相較于其他區域，超大城市的鄉村振興內生需求更迫切、條件更成熟，需要予以高度重視并加快推動。

　　城市鄉村互為依托共生發展

　　在我國，大到直轄市，小到縣級市，一般都是涵蓋城市、鄉鎮和鄉村的地域綜合體。對于超大城市而言，除深圳市（2004年全部

　　“撤村設居”，是我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沒有村委會建制的城市）情況比較特殊外，其他都擁有數量規模較大的鄉村。

　　例如，至2016年，北京市有3941個村民委員會、293.3萬鄉村人口；上海市有1590個村民委員會、256.67萬鄉村人口；廣州市有1144個村民委員會、176.23萬鄉村人口。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北京市有5000多個自然村，上海市有約30000個自然村，廣州市有6000多個自然村。

　　鄉村是城市區域的基礎組成部分，對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和服務功能。但坦率地講，隨著鄉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一些小型鄉村自然消亡，一些鄉村區域直接非農轉化，鄉村數量規模和區域范圍縮減、發展活力下降。我國超大城市的非農化城鎮化進程走在其他地區前列，防止鄉村過度衰退的需求也更為迫切。新時代，亟待重新認識鄉村的寶貴價值，進一步凝聚共識，加大保護與支持力度，以有力措施引導、扶持鄉村發展振興。就上海而言，有必要加大引導、推動力度，力爭率先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為不斷增多的城郊型、都市影響型廣大鄉村探索振興發展模式。

　　從世界城鄉關系演變的一般規律來看，在農業社會，城市與鄉村孤立分散發展；工業社會初中期，城市與鄉村總體對立發展，在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資源要素方面呈競爭關系，非農化城鎮化占據主導，總體趨勢為“城進鄉退”；工業社會后期及后工業社會，城市化進入成熟穩定階段，城市和鄉村在土地利用及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個方面相互混合融合、密不可分，形成互為依托和影響的共生發展關系。

當一個城市的城區常住人口規模達到1000萬以上時，就意味著這個城市實現了高度城市化，成為規模龐大的巨型城市。此時，城市發展模式由規模擴張為主轉為內涵提升為主，城市與鄉村形成關聯緊密的發展共同體，城鄉發展需要更高層次的一體化考慮。

　　補齊短板和提升能級的需要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于促進超大城市全面、穩定、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是保障城市食品供給安全。

　　上海市常住人口超過2400萬人，北京市常住人口超過2100萬人，廣州市常住人口超過1400多萬人。規模如此巨大的城市，一定的農副食品自給率是保障社會民生穩定的戰略基礎。

　　從全球城市的情況來看，隨著發展階段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對健康食品的重視程度及需求量隨之上升，且更傾向于就近生產供應新鮮食品。巴黎、紐約、倫敦都通過戰略規劃、行動倡議等多種方式，保護和拓展用于食品生產的土地，甚至在寸土寸金的城區也尋求適合發展社區農園的都市農業空間，進而構建與本地生產消費直接對接的食品供應短鏈，增強本地農產品在數量、品質、價格和多樣性等多方面的供應保障能力。

　　農業生產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相結合的過程。農產品的生產具有周期性，供應相對于市場需求呈現滯后性。農業發展的基礎資源要素——耕地，尤其是寶貴的土壤耕作層，一旦遭到污染或破壞，短期內難以修復或再生。因此，農業發展必須著眼于長遠。從這個意義上說，超大城市應該保持一定的耕地保有量、保護農業發展空間，以有效防范食品安全危機及其引發的社會風險；要保護和發展農業，保障有人種田，改善鄉村生產生活條件，提升鄉村發展水平。

　　二是加強城市生態安全。

　　我國的超大城市不僅人口規模大，而且城市建成區面積大、開發建設強度高，生態系統相對脆弱，環境質量較差。而由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構成的鄉村區域，是超大城市生態基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常來說，超大城市可專門用于生態功能建設的土地空間比較稀缺。農田濕地、果園、林地、養殖水域等農業用地則可在保障生產功能的同時，積極發揮生態調節功能，不斷改善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從而成為超大城市的綠色基礎設施。

　　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動植物資源，是超大城市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助于保護超大城市的生物多樣性；鄉村田園構建的開敞空間，可以優化超大城市的空間結構；鄉村自然開闊的田園景觀，農業春華秋實的季節變化與自然美感，可以對超大城市密集壓抑的人工景觀起到轉換調節作用，改善超大城市的環境景觀品質。

　　三是促進健康、活力、人文之城建設。

　　超大城市的工作生活節奏快、壓力大，收入水平較高，居民對自然田園的精神文化需求更為強烈。通過鄉村振興戰略，在超大城市周邊重塑寧靜優美的鄉村，可以讓城市居民方便快捷地暫離都市喧囂、適度放慢腳步，感受自然田園的安靜恬淡，深度參與體驗農耕生活，還有助于搭建家庭、鄰里、同事等的交流平臺，起到放松身心、緩解亞健康、培養健康生活方式等的積極作用。同時，可以為主要在城市中成長的少年兒童創造更多接觸大自然的機會，體驗親手播種收獲的樂趣，從小培養對自然、田園和食品的了解與珍愛。

　　進一步來看，自然、美好的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既是超大城市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也對城市人回歸自然、感受慢生活，構建和諧、多元、向上的城市社會文化，豐富城市文化內涵等具有潛移默化的積極影響。

　　四是推動實現全面協調發展。

　　當前，我國超大城市的城鄉發展差距還比較大。2017年，北京、上海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已突破6萬元，但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足3萬元，城鄉收入比分別為2.57和2.25。同時，城鄉生活環境條件、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發展水平及效益等均存在較明顯的差距。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既是改善鄉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增強鄉村發展動力、活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內生需要，也是超大城市補齊短板、實現全面協調發展的需要。引導城鄉優勢互補、資源要素合理流動、經濟社會聯動發展，有助于超大城市進一步釋放發展潛力，挖潛新空間，培育新業態、新模式、新增長點，有助于整體實現高質量轉型升級發展，提升城市能級和綜合競爭力。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中小城市與鄉村振興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