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怎樣抓住大機遇，建好大灣區？從2016年開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就對這一規劃開始了調研論證。光明智庫特邀該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做客光明智庫，暢談“大機遇”與“小細節”。

　　既是灣區內部發展的需要，也是對國際環境的回應

　　就灣區內部來說，無論是廣東還是香港和澳門，都面臨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對港澳來說，自回歸以來，大多數產業已經轉移到珠三角，本地產業結構單一，技術創新既乏力又缺少空間。在大灣區，高度的城市化區域已經形成，需要有效整合三地比較優勢，把經濟提升上新的臺階。就外部環境來說，世界經濟深刻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中國在技術層面面臨嚴峻挑戰，以世界一流開放平臺來吸引西方優質資本，更好實現開放創新，才能從根本上打破西方遏制中國的企圖。所以，把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級經濟大平臺，既是灣區內部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對急劇變化的國際環境的回應。

　　光去外面走走看看，還很不夠

　　相比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大灣區更復雜的地方在于涉及“兩制”地區的協調，難度更大，要考慮各方意見，科學審慎決策。現在討論粵港澳大灣區，大家通常會說，“去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看看，去學習”。這當然是有好處的，但還很不夠。粵港澳大灣區對標歐盟更為合適。因為當前的大灣區建設和當時的歐盟一樣，也面臨資源整合的問題。當前，大灣區經濟運行仍存在產能過剩、供給與需求結構不平衡不匹配等突出矛盾和問題，部分地區和領域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內地要告別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需要各方面的創新；港澳產業結構單一，面臨發展瓶頸。三地各自為戰去突破，有難度；要素結合起來，可能就完全不同。

　　辦法總比困難多，關鍵在細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對三地給出了明確定位，然而，從現實情況看，還有很多細節需要探索。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來看，港珠澳大橋建成后，簽證仍然是問題，三地的不同車牌如何快速通關？怎么省掉重復通關的中間環節？在大灣區注冊企業，能不能都視為“灣區企業”，不再分內資、外資？細節決定一切。不同的制度是障礙和困難，但同樣是轉化為優勢的難得機會，因為我們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調試出更優的選擇。

　　均衡發展，醫治“大城市病”

　　大灣區要建成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從城市化角度來看，中國存在大城市城市化過度、小城市建設不足的通病。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要建成特大城市群，更要實現均衡發展，根治“大城市病”。盡管大灣區內各個城市比較優勢不同，會形成自然的等級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資源都要置于這些主要城市，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資源均等化提供了現實可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要追求基于比較優勢之上的合理勞動分工，又要追求均衡的發展，尤其是社會公平，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