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正式印發，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明確了任務書、時間表和路線圖，也為蘇州建設城鄉協調的富民之城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引。改革開放以來，不僅蘇州的GDP從遠遠落后于沈陽、大連一路攀升至全國第七，同時還探索形成了“蘇南模式”“張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園區經驗”等中國范式。其中，僅中新蘇州工業園區就承擔了130項重點改革任務，并有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異地共建產業園區等經驗推廣到全國。但從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看，蘇州的突出貢獻則是在城鄉融合發展上。與兩個世紀前歐美城市相比，蘇州成功規避了西方的“圈地運動”和“焦炭城”等“工業病”；與20世紀以來拉美城市相比，蘇州則機敏繞開了“首位度過高”和“農村空心化”等“城市病”。無論是探索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確定的“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還是落實《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建設綠色、智慧、創新、人文和緊湊的新型城市，蘇州都走在了中國城市的前面。

　　一、高速優質發展的城市，會帶著鄉村一起跑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在于農村。而城市的快速發展和鄉村的日益凋敝，既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也是中國當下最突出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城市的繁榮都是以農村的衰敗為代價，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城市化后遺癥。

　　蘇州是一個例外。一方面，蘇州城市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從城市人口看，蘇州改革開放之初只是一個擁有50萬人口的小城市，今天已成為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特大城市。從城市經濟看，蘇州以占全國0.09%的土地面積和0.77%的人口，創造了全國2.1%的地區生產總值，是全國工業總產值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另一方面，蘇州農村同樣欣欣向榮。截至2017年年底，蘇州農村集體總資產高達1840億元，村均年穩定性收入為815萬元，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99萬元，城鄉居民收入差為1.958：1。與大多數城市相比，蘇州的城市化是帶著農村一起跑的城市化。

　　為什么可以帶得動？應歸功于蘇州良好的城鎮層級體系。與很多城市“大樹底下不長草”相反，蘇州4個縣級市的經濟規模均在千億元以上，昆山高達3520億元，張家港市、常熟市也邁過2000億元大關，超過了全國大多數地級市。在這種眾星捧月的格局中，蘇州工業園區2017年人均GDP為29.56萬元，超過了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在一些城市還在拼命做“首位度”、人為拉大城市和鄉村差異的當下，這種“大家一起跑”的經驗非常值得研究和關注。

　　二、日新月異的現代化建設，并沒有把歷史和傳統拋開

　　城市學家芒福德把“拆城墻”看作現代化的一個標志性事件，這是城市經濟發展需要空間資源的必然表現。城墻的拆除，包括傳統空間文脈、鄉土建筑的改造和毀滅，一直是我國城市建設長期以來最突出和最心痛的問題。與不少城市“一拆了之”截然不同，蘇州確立的“古城保護”和“園區開發”這一“二水分流”新理念，不僅傳承了“城市和農村相互開放”“城市的特色延伸并且影響到了城外，而農村的特色在城里也受到歡迎”的中國古代城市格局功能，同時在發展開放外向型經濟的同時，又牢牢堅守了傳統空間文脈和生活方式，使唐宋以后形成的江南市鎮體系得到很好的延續，為那些后來“腸子都悔青”的城市，樹立了一面“現代”與“傳統”和諧共生的鏡子。

　　在現代化進程中，城鄉之間主要形成了兩種模式：一是“城市征服、剝奪、虹吸農村”，二是“大中小城市協調、城鄉共生發展”。前者作為舊城鎮化的理論和模式，是導致城鄉分化日益嚴重、矛盾不斷加劇的根源。后者則代表了新型城鎮化的本質要求，也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和實現鄉村振興的歷史必由之路。作為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點城市，蘇州創造了“三集中”“三置換”“三大合作”“三大并軌”等先進經驗，率先建成了全國首個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典型示范區和義務教育發展基本均衡市。2017年，蘇州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5.88萬元和3萬元，成為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

　　此外，蘇州給中國城市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啟示是：保護農村就是保護城市。與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主要依靠城市反哺不同，蘇州的恒力、沙鋼、協鑫、盛虹等民營企業的營業收入都超過千億元，目前已成為城市經濟穩增長的重要調節器和持續發展的可靠后院。

　　三、探索走出一條人文型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子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破解這個矛盾和問題，我們不妨重溫蘇州鄉賢費孝通先生的一個說法。他說：“美好的生活不僅僅是一個吃飽穿暖的生活。……這是高層次的超過一般的物質的生活”。至于如何實現這個“美好的生活”？費先生提出要在“科技興國”之后，來一次更偉大的“文藝復興”。這也是蘇州持續推進城鄉一體化、提升城鄉融合發展質量的重要經驗。

　　在制定《鄉村振興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時，蘇州提出要建成“城鄉融合發展的先導區和示范區”。如何體現“先導”和“示范”？這就需要認真研究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新要求，提出新的發展思路和頂層設計。從長三角一體化的角度看，目前面臨的突出問題有兩方面：一是以工業化為支柱的舊城市化惡性損耗和破壞了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城市賴以發展的空氣、土壤、河流湖泊、生物生態等物質條件不斷惡化；二是以西方化為核心的現代城市生活方式深度解構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體系，以社會問題、道德問題、信仰問題和心理問題為代表的“城市文化病”日益突出。這兩方面的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就不可能有蘇州和長三角的高質量發展。

　　蘇州地處吳文化的核心區，是典型的文化城市，既體現了西方花園城市理論的現代化經驗，也與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提出的“人文城市”高度契合。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城市建設用地收緊、人口紅利趨近拐點、科技創新周期較長等背景及約束下，擁有豐富歷史文化資源、良好城市文化形象、獨特蘇式生活方式資產和大批科技及文藝人才的蘇州，應在“蘇南模式”“張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園區經驗”基礎上，緊密圍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把建設人文型城鄉融合發展示范區作為未來發展目標，在實踐“高層次的超過一般的物質的生活”上探索前行，爭取早日建成新時代的人間天堂。

　　作者：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和旅游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