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受“垃圾圍城”之痛由來已久。試想一下，如果城市的垃圾填埋場變成了濱海公園，垃圾焚燒發電廠成為孩子們課后玩耍的樂園，垃圾山轉換成了“金山銀山”……那將會是一個多么令人向往的世界！

　　“無廢城市”的建設，可望加速這一美好期待成為現實。

　　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根據《方案》，國家于近日啟動了“無廢城市”試點篩選，60個城市競爭10個試點。向城市“垃圾廢物”宣戰的集結號正式吹響。

　　一種現代化城市管理理念

　　“無廢城市”的“廢”是指固體廢物，我國相關法律對其定義為：在生產、生活和其它活動中產生的喪失原有利用價值，或者雖未喪失利用價值但被拋棄或者放棄的固態、半固態物品、物質，通俗地講，就是“垃圾”。

　　我國是世界上產生固體廢物量最大的國家。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固體廢物歷史堆存總量高達600億至700億噸，且每年新增固體廢物100億噸左右，固體廢物產生強度高、利用不充分。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是“無廢城市”的首倡者，他曾多次到瑞典、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交流訪問，“瑞典幾家屈指可數的發電廠把全國的垃圾都解決了，且環境都達標；中國臺灣地區的垃圾焚燒廠建設得就像公園一樣，現在已成為了市民免費舉辦婚禮的大禮堂和花園庭院。整個中國要美麗，必須解決垃圾的問題。”杜祥琬考察后“很受刺激”，“中國必須推行‘無廢城市’建設，而且這是可行的”。

　　杜祥琬告訴《中國科學報》，“無廢城市”并不意味著沒有廢物產生，也不意味著固體廢物能完全資源化利用，而是實現廢物高比例的循環利用和資源化。“它是一種先進的城市管理理念，固體廢物源頭減量和資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填埋量，將固體廢物的環境影響降至最低的城市發展模式，最終實現城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最小、資源化利用充分、處置安全的目標。”

　　“固體廢物是放錯位置的資源。”杜祥琬認為，從建設“無廢城市”到最終走向“無廢社會”，這將會帶來顯著的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會帶來社會效益。

　　他表示，一方面將推動政府管理能力的現代化，形成一套“善于管垃圾”的機制，運用大數據、物流網等現代化的管理手段明晰各種不同類型垃圾的數量、去向等；另一方面帶動每個家庭和每位家庭成員懂得如何減量、分類，提高公民素質和資源的循環利用水平，而這都是社會進步程度的重要體現。

　　事實上，“無廢城市”在全球范圍內發展已超過20年，日本、歐盟、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在固體廢棄物綜合管理、具體路徑措施等方面探索出了有益經驗，盡管叫法不同，但核心內涵相似。

　　比如日本建設“循環型社會”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以廢物零排放為目標的技術系統，旨在將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負擔降到最低程度；歐盟委員會的“歐洲零廢物計劃”“循環經濟一攬子計劃”“無廢歐洲網絡”，以及新加坡提出的邁向“零廢物”的國家愿景等，都在探索廢物減量化、資源化的發展模式。

　　“借鑒國外經驗時，在具體的方式方法、政策設計等方面要結合中國情況。”杜祥琬說，我國目前處在發展階段，距離國際先進水平尚有差距，但也有著很好的工作基礎。

　　一項長期而富有挑戰性的工程

　　“要讓全社會的固體廢物實現減量化、高比例的資源化，難著呢、早著呢。”杜祥琬坦承，“這件事做起來不容易，不能一蹴而就。”

　　根據《方案》提出的時間表，計劃到2020年，系統構建“無廢城市”建設指標體系，探索建立“無廢城市”建設綜合管理制度和技術體系，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無廢城市”建設示范模式。

　　據了解，目前全國23個省市區推薦了60個候選城市參與試點“選拔”,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讓杜祥琬感到意外和欣慰。他告訴記者，曾有一個城市代表在向他尋求指導和幫助時表示“選上了我們要做好這件事，選不上我們也要做好”，“說明了在這件事上社會是有思想基礎的，這來自于大家對環境的需求，并認真地接受了這個觀念。”

　　“無廢城市”的核心是對固體廢物的綜合管理，涉及產品設計、產生、轉移、回收利用、處置等固體廢物全鏈條體系中的多個環節。

　　同濟大學固體廢物處理與資源化研究所所長何品晶認為，不產生垃圾是不可能的，但可在產業鏈前端即產品的設計、生產環節減少資源投入，從而減少廢物的產生，對后端無法實現資源化的廢物要進行無害化處理。

　　垃圾分類是固體廢物資源化的重要環節。中國環境保護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指出，近年來，垃圾箱裝備不斷升級換代，但垃圾分類實效卻不大。

　　“從社區的垃圾箱，到清運，再到回收階段幾乎還是混裝狀態，原因在于管理上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沒有建立整體可操作的體系，試圖從局部解決問題顯然是不夠的。”馬軍告訴《中國科學報》。

　　“無廢城市”不能做成一項“虧本買賣”，經濟上必須可行。受訪專家都提到了“性價比”問題。

　　何品晶指出，在回收階段，過去城市拾荒者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廢金屬、廢棄飲料瓶等高價值或者易回收的廢物回收得多，而中低價值的廢物少人問津的現象，“人們往往做有利可圖的事情，這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補貼、稅收等相關政策”。

　　“企業因為有政策的支持，會尋找新的投資方向，但各地企業的參與度有所不同。”何品晶指出，該行業效益與矛盾并存。他以飲料瓶為例，“瓶蓋、瓶身、商標是三種性質不同的廢物，如果要做到完全高效率的回收利用，就必須對三者分別回收處理，比如我們希望生產商提高商標易拆解性，但每個企業都希望把商標長久保留在瓶身上”。

　　何品晶表示，建設“無廢城市”，如何提高和優化效益、追求高品質的廢物回收利用和精細化的管理值得思考，“這是一個長期的工程，先易后難，先在理念設計上思慮周全，不能著急，在落實推行時應堅決有力”。

　　通力合作，全民深度參與

　　不同城市因不同地域、發展水平及產業特點，以及固體廢物的貯存處置管理等各不相同，“無廢城市”建設要充分結合地方特點，此外，城鄉差異也需考慮在內。

　　目前，我國農村垃圾總量不少，收運成本比城市高，更適合“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方法”。何品晶表示，“農業產品消費后的殘余物應盡可能留在農村就地分類后處理利用，工業產品消費后的殘余物才需要考慮集中處理。”

　　“無廢城市”建設是全社會的綜合系統工程，需要政府、企業、公民等各個主體共同發力。

　　“每個主體要承擔好自己的責任，要求經濟上可行，但不要做什么事先都考慮賺錢。”杜祥琬指出，政府要發揮引導作用，建立標準、做好監管、引導輿論。

　　馬軍也認為，本該各個主體與環節承擔的成本讓環境與社會承擔了，這造成了當前“垃圾圍城”的現狀。

　　一系列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的政策出臺，給固廢領域企業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與更大的挑戰。

　　受訪專家表示，企業要綠色設計和生產，提高產品可拆解性、可回收性。

　　公眾在“無廢城市”的建設中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固體廢物的重要來源之一是生活垃圾，已超過了工業建筑垃圾。馬軍表示，生活垃圾處理涉及千家萬戶、不同的生活方式，是目前最難處理也是最欠缺的。

　　“從垃圾分類到減少一次性塑料品使用等綠色消費行為，都離不開公眾的深度參與。公眾綠色消費行為可倒逼企業從設計和生產階段減少廢物的產生，此外，公民可作為監督方，推動管理機制的完善。”馬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