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江南士紳文化發達，經濟繁庶，同時因優越的自然環境，城市文化生活非常豐富，名勝景觀遍布整個地區。清圣祖康熙皇帝和清高宗乾隆皇帝先后各進行了六次大規模南巡，從康熙帝1684年第一次南巡到乾隆帝1784年最后一次南巡，前后延續了一個世紀。為迎接帝王南巡，江浙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景觀營繕活動。江浙二省的景觀體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包括物質景觀的營建和修繕，以及因景觀游賞帶來的景觀文化的變遷。而江浙地區景觀的建造和游賞，促使江南文化元素獲得最佳的外擴時機，并對京城宮苑產生重要影響，形成南北景觀文化的呼應。

　　康乾南巡，地方官員模仿京城樣式進行各種建筑營造

　　南巡行宮分布，以揚州為界，揚州以北初期多以臨時行營為駐蹕之地；揚州以南，因名勝寺廟比較多，南巡初期多以名勝官署為駐蹕之所，此后皆陸續就原駐蹕地興建行宮。地方官員在進行行宮營繕時，盡可能模仿京城宮苑機構與建筑設置，營建政務與休閑場所。杭州、蘇州、江寧三座省會城市，除城內織造府行宮外，都選擇在城外風景名勝地西湖孤山、靈巖山、棲霞山營建行宮，形成城內政務性行宮與城外休閑性行宮并舉的狀況。

　　《杭州府志·圖說》（民國）載乾隆南巡杭州織造府行宮，有“行宮頭門、花牌樓、茶房、東西宮門，宮門內大樓九間，頭宮門、二宮門、前殿、二殿、前寢宮、后寢宮。頭宮門外，東西朝房各十間，東西牌樓各一座，朝房旁有軍機房、東西膳房，二宮門一院恭奉龍牌”；西湖孤山行宮有“臨湖牌樓，東西朝房，頭宮門、垂花門、奏事殿、楠木寢宮、后照房、東西茶膳房、藏經堂、東西垂花門、望湖樓、戲臺、聽戲殿、卷棚寢宮、后照房、箭廳、阿哥所五進，又西為花園，有四照亭、竹涼處、綠云徑、瞰碧樓、貯月泉、鷲香庭、領要閣、玉蘭堂御題八景，又有曲尺樓平臺諸勝”等建筑與景觀。大致可見，行宮建筑體系完備，縮小版的“外朝”、“內廷”、生活服務類、休閑游賞建筑與景觀一應俱全。

　　此外，江浙地方官商為迎鑾，有意營造與宮廷有關的景觀，尤以揚州為代表，揚州的許多代表性景觀都是鹽政官員與鹽商在南巡過程中修建，許多景觀都附上“宮廷”或“帝王”的元素。李斗《揚州畫舫錄》卷13載揚州瘦西湖蓮性寺“在關帝廟旁，本名法海寺”，后于此“建白塔，仿京師萬歲山塔式”，乃仿瓊華島白塔而建。地方傳說是乾隆帝南巡于此，認為風景很像西苑瓊島春蔭，只是缺一座白塔，鹽商就連夜用鹽包堆出白塔，后仿建真塔于此。康熙帝曾為勸諭農桑，令內廷供奉繪“耕織圖”二十三幅，并有康熙皇帝御制耕織圖詩序。揚州商民即在揚城草河北岸仿耕織圖造“杏花村舍”，《南巡盛典·名勝》稱其“藝嘉谷，樹條桑，井陌蠶房，恍如圖繪”。

　　南巡后，地方官員以景觀營造的方式記載帝王南巡事跡。這類事跡一般包括帝王在地方上的圣諭、帝王為地方百姓所做的事情，以及帝王的臨幸過程。同治《蘇州府志》卷7載虎丘萬歲樓“軒基當正中之位，俯瞰千人石”，“規制鉅麗，東西各樹紅門”，在江南以“白墻黛瓦”為建筑主色調的整體景觀形象下，融入了“紅門”這樣的京城景觀元素。相信南巡各類迎鑾建筑的營建，多會考慮禮制的要求，在色彩與建筑規制上，一定程度采用京城和宮廷建筑的特點，并與江南原有景觀文化有機結合。

　　皇帝熱愛南方景觀，又在京建造“江南”式園林

　　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在揚州高旻寺行宮跟身邊人說過這樣一段話：“朕每至南方，覽景物雅趣、川澤秀麗者，靡不賞玩移時也。雖身居九五而樂佳山水之情，與眾何異，但不至曠日持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日而過者，亦恐后人借口實而不知所以然也。”（乾隆《江都縣志》卷17《寺觀》）康熙帝和乾隆帝都是有文人性情的政治家，他們熱愛江浙地區的山川園林，南巡中也確實花了很多時間在景觀游賞上。南巡處于清王朝走向盛世的階段，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及帝王對于山川風物的鐘愛，使京城展開了大規模的宮苑園林建設。而南巡中在江浙地區的游賞心得也被運用于京城宮苑的修建中，尤以乾隆時期為代表。

　　乾隆帝南巡景觀游賞，帶有景觀考察的意味，若有非常稱意的景觀，則讓人繪之以圖。《養吉齋叢錄》卷18載乾隆四十五年南巡，登嘉興煙雨樓，畫其風景，并仿米芾“寫煙雨樓圖”三卷，一藏避暑山莊，一藏嘉興，一藏大內懋勤殿。乾隆帝很喜歡倪瓚獅子林圖，曾三仿其圖，一藏蘇州獅子林，一藏圓明園，一藏承德避暑山莊。乾隆帝這些“繪之以圖”，并分藏京師諸宮殿的方式，應確實出于對江南景觀文化的喜愛，此后便仿造圖樣，分別在數處行宮建造“江南”式園林。江南元素在皇家宮苑中的仿寫主要在圓明園長春園、清漪園、靜明園、西苑及承德避暑山莊、天津薊縣盤山行宮，其中長春園和清漪園是在乾隆南巡之后才開始大規模建設，因此對江南園林景觀多有仿建。

　　圓明園獅子林專門令蘇州工匠堆塑，乾隆三十七年御制獅子林八景詩，“最憶倪家獅子林，涉園黃氏幻為今。因教規寫閶城趣，為便尋常御苑臨。不可移來惟古樹，遄由飛去是遐心。峰姿池影都無二，呼出艱逄懶瓚吟。”乾隆帝認為長春園獅子林與蘇州獅子林非常相似，除了古樹無法仿照外，“竹石丘壑皆肖其景為之”。

　　蘇州寒山千尺雪，瀛臺、盤山及避暑山莊各有仿造，繪圖四，分藏四處，乾隆帝每至一地并看四幅圖，千尺雪景觀的仿造主要是滿足他對千尺雪意象的寄托之情，不求形盡似，意到即可。

　　康熙帝稱金山“歷覽諸勝，江山之奇未有逾此者”，并御書“江天一覽”，多處宮苑借助山、水對金山“江天”意象有所模仿，如避暑山莊、西苑瓊華島部分景致，香山靜明園因山高，峽雪琴音也略仿金山，因自然環境的差異，對金山的模仿很難形似，大多是意仿。

　　乾隆皇帝愛喝茶，很喜歡無錫惠山茶制，并在京城多處進行模仿，如玉泉山靜明園竹壚山房，乾隆帝稱惠山泉與玉泉山天下第一泉，“二泉固當兄事”。在瀛臺千尺雪，乾隆帝有詩“小擬吳中雪，兼陳惠上茶”，將江南景觀與閑情雅致的生活方式濃縮在一起。

　　除此之外，無錫惠山寄暢園、浙江海寧安瀾園、杭州小有天園、浙江嘉興煙雨樓都是重要的仿寫對象，另有長春園如園仿南京瞻園、頤和園“西湖”與黃埠墩意境仿杭州西湖與無錫黃埠墩，等等。大致可見，京城宮苑尤其是長春園、清漪園景觀的營建與構造中，受到了江南園林景觀的諸多啟發，這與南巡中的景觀游賞是分不開的。

　　景觀互仿，最終帶來南北景觀文化的呼應

　　景觀仿寫帶來南北景觀文化的呼應，乾隆帝有意識地在詩文中多次表達南北景觀的這種親密關系，如“二泉固當兄事”“內苑吳山本一家”“蘇燕非二地”等語。而這種呼應，其實從南巡時就開始了，南巡期間很多令康熙帝和乾隆帝心動的江浙景觀都曾經過兩位皇帝命名取意，然后再在京城宮苑仿寫，仍用此名此意，并借此寫出許多詩文來。

　　這么大規模的景觀仿建，乾隆帝多次為自己辯解。如仿安瀾園，乾隆帝稱是因為“繾念塘工”，“固非游情泉石之為，而實蒿目桑麻之計”（《日下舊聞考》卷82），仿小有天園，則稱“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色應接目前，而在兩浙間之吏治民依來往胸中矣”（《日下舊聞考》卷83），以此賦予景觀仿寫行為政治與道德上的合理性。

　　因地域環境差異，多數景觀仿造難求形似，只是取其意象，當然意象的模仿也未必到位，常常只是乾隆帝的一種寄情而已。甚至有仿建失敗的案例，清漪園大報恩延壽寺原想仿浙江六和塔建，但工未成而頹，后改建佛樓，究竟是因為地基、風水，還是工程的原因，一直眾說紛紜。然而，京城宮苑在對江南景觀文化元素的仿建過程中，江浙地區的營建經驗及技藝被大規模運用到皇家園林中。事實上，無論是南巡中的行宮營建與維護，還是京城宮苑的建造與管理，往往由相似背景的人員在負責具體的實施過程，即這些官員多數來自于內務府系統，他們對皇帝和皇族的喜好和需求有著一致的了解，他們也常常在各宮苑中流動。

　　康熙南巡中承擔重要迎鑾事務及南巡景觀營繕的織造官曹寅和李煦都屬于內務府系統，相信他們在南巡迎鑾中積累的營建經驗及人力資源，也會隨著江南元素在京城宮苑中的擴展，被他們推薦到仍由內務府主導的京城宮苑的營建事務中。因南巡迎鑾而崛起的以江春為代表的揚州大鹽商們，曾被帝王賞賜各類職銜，比如奉宸苑卿，奉宸苑即內務府掌管皇家苑囿的部門，這些鹽商不僅在揚州及江浙各地營建各類迎鑾景觀，帶動江浙各地工藝、戲曲臻至極盛，他們及江浙地區的各類藝人也在京城宮苑營繕及各類活動中大顯身手，直至嘉慶年間，京城宮苑裝修中還大規模采用揚州技藝。

　　大致可見，康乾南巡中，南方景觀營建對京城的參照主要體現在規制、功用、標準與色彩等方面，也有少量園林式仿建，婉秀的江浙因此多了一些莊嚴；京城宮苑對江浙景觀的仿寫主要體現在意象與形態方面，為森嚴的宮苑增添了一些詩意。而二者在景觀文化上的呼應，有助于同一文化主題在不同地域的呈現，豐富了地域景觀文化的內涵，亦有助于南北景觀元素的交流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