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庭園有著綿長的歷史，無論是大名鼎鼎的巴比倫空中花園，坐落于中國西安的上林苑，還是波斯和莫臥兒的園林，都惹得西方國家心馳神往。自植物獵人羅伯特·福瓊到中國采集茶樹之后，不少人紛紛效仿，他們將東方體量驚人的植物進行采集并整理出版，并且收集了大量有關植物的繪畫作品和文字作品，除東方藝術家為植物自發創作的作品之外，他們還請到當地藝術家繪制了美麗的可永久保存的圖像。

　　這些珍貴的資料對于植物藝術史研究者西莉亞·費希爾來說是令人驚喜的寶藏。認真鉆研之后，她結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創作了一本書——《東方草木之美》，在這本書中費希爾的敘述不拘泥于植物的生物特征，還介紹了這些植物的來源，以及更早懂得欣賞、培育并且歌頌這些美麗植物的東方民族為它們寫下的只言片語。文字之外，費希爾從大英圖書館的古籍、手稿及繪畫里挑選出稀有圖片，這些圖片大多來自亞洲及中東的藝術家，題材廣泛，風格各異，富有史料價值，如波斯細密畫、日本浮世繪、中國水墨畫、緬甸畫等等。

　　作者西莉亞·費希爾是一個西方人，她通過這些來自東方的植物講述著曾經發生在東方的歷史故事。也許，這本書正可以為我們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跟隨費希爾以一種西方視角欣賞東方神韻。

　　丁香（蒲桃屬）

　　東南亞地區利潤豐厚的香料生意吸引了中國和日本的船只穿越印度洋而來。馬魯古群島產的丁香是最讓人趨之若鶩的，人們為了用作調味，會在香氣襲人的鮮花還是花苞的時候就將其采摘下來。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用它們拯救變酸的葡萄酒，因為漂浮在酒中，由此而得名Cloves（在拉丁語里意為“指甲”）。丁香還有個作用是緩解牙痛，在那個時代里，這樣的感染可能是致命的。當荷蘭人在17世紀進入黃金時代，他們小心翼翼地把持著這項貿易，直到1795年，荷蘭被法國入侵，這倒使得英國人乘虛而入打破了壟斷。丁香和肉豆蔻相繼傳到其他各地，包括檳城（馬來西亞的戰略性重鎮，于1786年成為英國的租借地）。上圖中展現的是斯坦福·萊佛士在1805年登陸時，第一次看見香料種植園的景象。之后，他成了蘇門答臘島總督，于是他在明古連的住所就變成了他的自然歷史收藏品的中心，也成了一處畫家工坊。房子四周是胡椒、肉豆蔻和丁香的種植園——萊佛士夫人喜愛這里的理由是“它們枝繁葉茂，空氣中飄蕩著調料的香氣”。

　　郁金香（郁金香屬）

　　在中亞地區綿延數百英里的山谷中，有野生郁金香的地方就有貿易線路。人們在市場上交易郁金香的球莖，然后把它們運到果園或者葡萄園里將其馴化，就這樣培育出了豐富多樣的變種——準噶爾郁金香，園藝郁金香主要由它培育而來，是最為多樣的郁金香之一。

　　莫臥兒皇帝見證了郁金香的傳播。巴布爾從喀布爾的平原上認識了它們，并在他征服了撒馬爾罕時描述了他見到的這種花，并把它們種在他建造于印度的花園中。他的孫子賈漢吉爾最愛的花園位于克什米爾。“在讓人沉醉的春日里，”他在 1620 年寫道：“山川和平原上都開滿了鮮花，郁金香如同一把把火炬，把庭院和屋頂都點燃了。”賈漢吉爾提到的是綿毛郁金香，它們在包括清真寺在內的屋頂上馴化而成。后來的詩人們（效仿波斯詩人奧瑪·海亞姆和土耳其詩人哈菲茲）紛紛贊美郁金香道：“難道是那郁金香，知道這人世間的變化無常；在那綠色枝干上的，是她穿越荒野時隨身帶的酒杯。”對于向西遷移的土耳其人來說，郁金香是非常出眾的園藝花卉，而且他們培育出了一種花瓣細長的郁金香，給它們起的名稱也很形象：玫瑰箭、石榴長矛和大臣的手指。

　　紫羅蘭（堇菜屬）

　　三色堇有大花和小花之分，它們的英文名有兩種，大花三色堇叫作pansy，小花三色堇叫作violet。在中國和日本，作詩和賦詩是古代王公貴族和文人們的一種消遣游戲。斗詩會上，人們你來我往，賦詩飲酒。在溫暖的夜晚，大家坐在河渠兩旁，把自己的詩詞放在點了蠟燭的小小竹船上，順流而下。詩句會圍繞一個主題組成鏈接詩，比如就像《春日春夜》這首 8 世紀的日本詩歌里寫的：“帶著輕松的心情摘下紫羅蘭，它就不會離開了，我用了一個春天的夜晚待在這片田里。”由 17個音節組成的俳句，是日本最短的詩歌形式。一提到俳句就不得不提 17 世紀的俳圣松尾芭蕉，他將自己環游日本的經歷寫成了俳句“山路費尋攀，居然眼見紫羅蘭”（《登山》）。

　　莫臥兒詩人也從紫羅蘭這里得到了靈感，認為它們雖然有嬌弱的易彎折的花莖，其實如此謙遜的外表之下也有著令人愉悅的芬芳。莫臥兒王朝時期，沙賈汗的宮廷詩人就寫下“紫羅蘭設下了一個迷人的圈套”的詩句；春天，賈漢吉爾則會漫步在他最愛的克什米爾花園中吟誦道：“紫羅蘭編好了它的辮子，花蕾在正中心打了個結。”

　　茶

　　茶能成為西方社會中的流行飲品，中式茶壺和茶杯為之增色不少。清朝抵制西方國家的商業擴張，最后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武力之下，才同意通過真金白銀來進行茶葉貿易。在這種緊張的形勢之下，植物學家羅伯特·福瓊來到中國內陸，以期尋找適合送往印度的茶樹苗——印度茶樹園里最早的一批樹苗就是從廣東（廣州，這里比茶樹的產地要往南許多）走私出來的。

　　福瓊于1842年抵達中國，此時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中國向英國割讓了香港島，并開通了五處通商口岸，其中包括上海。盡管福瓊后來被禁止去往中國內地，但是他對于茶樹種植和茶葉生產的記錄讓他獲得了東印度公司的資助，后來他被派往中國。

　　1848 年，福瓊喬裝成中國人的樣子，乘船沿著內陸的水道航行，步行翻越高地，到訪了綠茶和紅茶的產區，并且發現了這兩種茶在生產過程中的主要差別。根據一些西方商人的中國顧問的建議，福瓊于1851年前往印度加爾各答時，隨行帶走了大量茶樹苗以及一隊制茶工人。但是最后人們卻發現當地的阿薩姆茶樹（原產于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的野生品種）更能適應印度的氣候，也更符合歐洲人的口味。

　　（節選自「未讀·探索家」新書《東方的草木之美》，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