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超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系列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量級建筑作品為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建筑設計理念也隨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為回顧70年來我國建筑設計發展歷程、總結經驗，中國建設報記者近日獨家專訪了中國建筑西北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趙元超。

　　對于什么是好的建筑作品，趙元超表示，“好作品”首先要符合建筑規律和建筑方針，要能滿足人的使用功能，同時要與城市和自然的環境相融合。最重要是，“好作品”一定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心中的‘好作品’包括“北京十大建筑”、中國銀行總行、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等。北京長安街沿線建筑風格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真實反映了我國70年來建筑風格的變遷。”

　　中國建設報：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建筑方針是“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如今演變為“適用、經濟、綠色、美觀”。怎么看待我國建筑方針的變化？

　　趙元超：“適用、經濟、在可能情況下注意美觀”是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特別是最后一點“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具有特殊的時代特色，對于一個飽受戰火摧殘、“千瘡百孔”的國家來說，這樣的建筑方針是對的，它一直是指導我國建筑設計的重要原則。

　　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漸漸認為應該全面認識建筑，畢竟建筑是“百年大計”，雄安新區甚至提出是“千年大計”。建筑是科學與技術的結晶，也是技術與藝術的結合，建筑應讓人從內心激動和感動，能夠成為城市的標志。在此情況下，人們開始越來越重視“美觀”。當然，也出現了一些過分追求形式主義和標新立異的創作傾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按照“適用、經濟、綠色、美觀”的建筑方針，突出建筑使用功能以及節能、節水、節地、節材和環保，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觀形象。加上“綠色”是時代的特征，說明我國對建筑的認識越來越全面、深刻。建筑不僅是一個“住人的機器”，更是文化的載體，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追求。

　　中國建設報：每個建筑師對“好作品”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樣，“好作品”應該具備哪些因素？70年來不同時期有哪些代表性作品？

　　趙元超：“好作品”最基本的要求是要符合建筑規律和建筑方針。“好作品”應該能滿足人的使用功能，建筑要能給人提供“詩意的棲居”；“好作品”還應該能與城市和自然環境相融合。最重要的一點，“好作品”一定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時候評選過60年600個經典建筑，近期還會再評選最近10年100個經典建筑。我心中比較經典的“好作品”有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這是全國公認的，當時建筑師們充滿著對新中國熱情，凝聚了老一輩建筑師的心血，許多人為此忘我的工作。后來北京又涌現出很多經典建筑，比如國貿、國展中心、中國銀行總行、亞運村項目、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等。

　　中國建設報：您長期工作和生活在歷史文化名城西安，類似這樣的城市應該如何在歷史建筑保護與城市更新發展上取得平衡？

　　趙元超：剛才說的是對建筑認知的態度，從更大范圍來看，城市是人的生活空間。對于歷史文化名城，首先要用尊重、敬畏的心態進行現代化更新。因為“一座城市的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同時，古城畢竟處于“馬車時代”，相對于之后的汽車時代與信息時代，它確實是需要更新的。

　　實際上從民國時期，西安就已經把城市歷史文化當作重要資源進行了保護。新中國成立后，如果經濟等方面條件允許的話，實際上應該“新舊分制”，老的城市保留原有格局，進行一些微更新，再重新建立一座新的城市。但解放初期確實沒有這種條件，也沒有認清城市的文化價值。現在新中國成立70年了，我們對城市的保護和發展有了更全面的認識，這也體現在今天很多地方提出要避免大拆大建。

　　總之，城市和建筑的改造更新一定要融入現代生活，不能把它當作一個“木乃伊”來對待，要活化遺產、喚醒遺產的價值。目前，西安進行了一系列探索，比如鐘鼓樓廣場及地下工程、南門廣場綜合提升改造均是保護和發展的典范工程。應把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一種資源，一個生命體，而不是一個包袱。

　　中國建設報：當前，城市空間和形態存在趨同化和西方化現象，不少地方“千篇一律”，未來城市發展中應該如何避免？

　　趙元超：出現這種現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像吃了激素一樣迅速膨脹，很多城市的建設面積擴大了一百倍。我們還沒有去認真研究什么是“好城市”的時候，它就迅速“膨脹”了，而且很多時候是盲目跟風發展。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國的房地產業的過度發展也導致城市“千篇一律”，很多房地產企業把自己的風格范式強加給一個城市，且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復制。

　　之所以出現這種“千篇一律”，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認清城市的本質，沒有建立一種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就容易統一化、趨同化，把最寶貴的歷史文化丟了。

　　另外，城市的特色不僅僅是建筑，還在于城市的歷史空間。為什么歐洲很多城市讓人感到親切，因為人可以和城市進行“對話”，那是一座具有人文尺度的城市。不同時代的建筑“混搭”在一起，就能夠看到城市的年輪，如果清一色的都是一個時代的建筑，那就讓人覺得乏味。當然，目前我國“千篇一律”的現象已經在好轉，比如東南一些城市已經朝著精致化方向發展，建筑與自然更加和諧、建筑和建筑也顯得更加“彬彬有禮”，具有君子風度。

　　中國建設報：您曾經說過，建筑師應該從設計到建筑竣工全過程參與。目前很多地方正在試點、推廣建筑師負責制，該制度的落地還有哪些路要走？

　　趙元超：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筑總體量不多、規模也不大，建筑師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一點。之后，建設規模逐漸擴大，相關法律、法規逐漸健全，建筑師所起的作用就漸漸淡化了。而且為了防止腐敗等問題，建筑法就規定建筑師連材料都不能指定，強勢的甲方和弱勢的乙方，使建筑師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很多建筑師更是淪為“畫圖匠”。

　　而在國外，是有一系列措施保證建筑師的權力的。比如貝聿銘設計盧浮宮金字塔時，時任法國總統想要修改，貝聿銘馬上表示，貴國的法律規定建筑設計方案一經批準任何人不得隨意修改。這一點上，我們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總體來說，建筑師負責制方向是對的，但實施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建設報：隨著我國影響力的提升及“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我國建筑師走出去的機會將越來越多，您認為建筑師如何才能拿出讓當地人滿意的“好作品”？

　　趙元超：我國建筑設計在“走出去”上已經有很多先例，比如一些援外項目和大使館。再過幾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存量改造的建筑占比將逐漸增加，我國建筑設計可能出現產能過剩，“走出去”的情況將更加普遍。

　　建筑師在國外設計作品，首先要深入了解當地文化，融入當地的文化和技術。與此同時，我們也有優勢，作為局外人也許更能看清一個地區的文化特色，倒可以避免“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現象。

　　還有一點很重要，我國的標準和體系要能夠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才能“走出去”，比如現在一些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就提出，一定要采用英國或法國的標準。當然，我們也不能等國外都認可了我國的標準再“走出去”，要不斷去實踐、積累，就像華為公司一樣，從一點一滴做起，逐漸建立自己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