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以往在經濟高速發展中累積和被遮蔽的問題、矛盾和后遺癥，在經濟新常態中迅速抬頭并集中表現為“城市問題”和“城市病”。

　　為應對這些問題、矛盾和挑戰，黨中央和國務院密集推出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新實踐。從內容上看，有的是全局性的，如《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有的是重點戰略，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也有一些是專項工作，如全面二孩政策、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流轉、特色小鎮等。從性質上看，有的屬于轉型升級，有的屬于補短板，有的屬于創新實踐。從實施效果上看，有些屬于立竿見影，有些屬于“小火溫補”，有些目前還不是很明顯。但上述這些新政策和新實踐都是為了應對城市化挑戰、促進城市健康和可持續發展而謀劃、布局和推進的。

　　進一步說，以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為代表，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治國理政新實踐中，包含和運用了豐富的城市政治學、城市經濟學、城市生態學、城市規劃學、城市社會學、城市管理學、城市文化學等新理論和新方法，并在不斷融會貫通中建構出中國特色城市科學理論體系，揭示了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路徑。而這些“始于中國城市，用于中國城市”的新的理念、政策和實踐，在自身不斷完善的同時，也全面深刻地重塑著中國城市的形態、功能和性格。

　　兩種城市化模式的得與失

　　新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大體上走過了兩個階段。一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政治型城市化是這一階段的主導模式。這是一種以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需要為中心、一切服從于國家政治需要與政治利益的城市化模式。二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型城市化成為主導模式。這是一種以GDP為中心、一切服從于發展經濟生產力的城市發展模式。

　　這兩種模式各有各的歷史合理性，同時也有各自的局限性。政治型城市化成就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是后來一切事業和奮斗的基礎和母體。但其問題在于“政治”壓抑了“經濟”，導致城市人口減少、生產凋敝、城鄉分化加劇、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普遍窘迫與貧困。經濟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我國GDP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極大地提升了綜合國力和城市競爭力。但最大的“失”是愈演愈烈的環境資源問題和社會人文問題，前者嚴重威脅到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物質條件”，后者嚴重威脅到城市健康發展的“主體條件”。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后遺癥是“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在邊界上的不清晰和功能上的錯位，而經濟型城市化最突出的問題則是導致了“客觀方面的環境資源緊張”和“主觀方面的人文價值貧乏”，這些問題和矛盾在當下相互纏繞在一起，是造成我國“城市病”集中性爆發的深層原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予以解決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

　　我國城市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

　　這些長期累積、錯綜復雜的問題和矛盾，不可能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新實踐中，深刻把握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并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施新發展理念的方式，尋求我國城市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

　　首先，以理順和協調“政府”和“市場”關系為核心，解決政治型城市化的后遺癥。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指出，推進城鎮化要注意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并確立了“既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職能”的大政方針。

　　其次，以生態文明建設和文化強國建設為抓手，全面應對經濟型城市化造成的各種頑疾和并發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201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首次提出“綠色化”概念，并將其與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并列。在文化建設上，繼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強國”建設目標后，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相繼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等多個座談會，極大地推進了我國文化領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形成共識、統一思想和協調發展。

　　再次，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同年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在我國城市工作中貫徹五大發展理念，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五大發展理念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觀念和發展方式的系統集成與理論自覺，為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健康發展提供了總體戰略思路和科學評價標準。

　　以重建干部政績考核標準引領城市發展方式轉換

　　改革開放以來，在全黨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的大背景下，“以GDP論英雄”成為考察干部工作政績及評價城市競爭力的主要標準，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走向極端，由此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負面影響，出現城市化速度和質量不對等、規模和內涵不協調、面子和里子不匹配等問題。因此，建立科學的符合我國城市規律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以此為“指揮棒”引領城市管理者改變思維方式和政績觀，進而推動粗放型城市發展方式的轉型，已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新實踐中，透過城市管理的復雜表象，洞悉其錯綜復雜的內在機制，旗幟鮮明地提出“不以GDP論英雄”，明確要“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2013年底，中組部印發《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規定各類考核考察不能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政績評價的主要指標，同時明確要求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等指標的權重。

　　所謂“不破不立”，在解除了牢牢套在頭上的“緊箍咒”的同時，黨中央還把對干部的政績考核與綠色發展等緊密結合起來。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引領形成新的發展觀、政績觀。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為《福州古厝》作序時指出：發展經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保護好古建筑，保護好傳統街區，保護好文物，保護好名城，同樣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二者同等重要。把政績考核從單一的經濟指標拓展到環境、民生、文化等方面，對于糾正一個時期以來以“唯GDP化”“房地產化”和“政績工程化”為代表的城市粗放型發展方式起到了撥亂反正的重要作用。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