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及隨之帶來的城市建設管理上的諸多問題引發業界的廣泛討論。城市的公共衛生、社區治理、應急機制、城鎮化模式、流動性、大數據等諸多方面得以重新認識。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無論在物質建設層面，還是運行效率方面都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面對今天的新型冠狀病毒，猶如面對17年前的SARS一樣，我們的城市依然顯得無力、慌亂和踉蹌，這和我們40年快速城鎮化之后城市所具備的光鮮外表、高技術設備形成鮮明對照。如果說我們的城市建設是3.0版本的話，我們的城市管理和城市人還是1.0版本。

　　芒福德曾經說，城市的一大功能是陶冶人和塑造人，“進入城市的是一連串的神靈，……從城市走出來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們能夠超越其神靈的禁限”。近年來，我們已經意識到40年城鎮化的“上半場”我們的主要成績在于城市建設量的累積和城市運行基本條件的具備，我們的不足在于質的缺失和對人的關心不夠，并從設施的配備、城市的密度、場景等多個技術層面探討高品質空間的條件，但從本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來看，我們城市發展最短的短板恐怕是現代城市的管理和現代城市人的培育。人是城市的主體，本次武漢疫情可以說是充分彰顯。

　　關于現代城市的建設與管理如何應對疫情已經有諸多論述，本文僅就城市現代人的培育，談一點粗淺的認識。說到城市現代人，恐怕有幾個主題詞：

　　一是理性

　　城市是各類要素高度聚集的空間，大城市尤其如此。在這個復雜的系統里，對于一個用40年走完西方近一個世紀城市化道路的中國城市人來說，如何認識它、運作它本身就是一個挑戰。吳良鏞先生常說“城市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這就需要我們在城市的認知上、管理上必須講科學、循規律。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首先強調的就是尊重城市的發展規律，這一看似平常的話語其實道出了前些年城市發展頻出問題的根本所在。

　　僅就城市的規模而言，在過去一些年里，小城市希望成為大城市，大城市希望成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希望成為城市群，這一思想其實貫穿于城市政府和普通市民之中，殊不知城市隨著規模的擴張，其沖突點、風險點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的。我們看到的是人口、用地倍增帶來的經濟收益，卻忘了倍增帶來的風險和挑戰。做一個理性的城市人恐怕是第一位的。

　　二是講公德

　　由于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諸多大城市已經成為國際化的大都會，城市的公共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突出。在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里，城市人的行為如何做到具有公共意識，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講公德就十分重要。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違規經營、之后的管理失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營者、管理者乃至于使用者的公共意識缺失。

　　其實，不管是海鮮批發市場，還是高鐵車站、商業大賣場，但凡是城市的公共空間，市民、管理者都應該具有起碼的公共意識，分清公共空間和私有空間，分清公共場合的行為和私人空間的行為，才能讓城市這個所有人的家園真正具有開放性和安全性。講公德恐怕是城市人需要做到的第二點。

　　三是自組織性

　　城市大了以后，它的管理方式和小城市相比其實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往往把一個大城市或超大城市看成是一個小城市的幾何放大，其實大城市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規模的擴張。

　　在過去的一些年里，我們可以看到國際上大城市的管理越來越扁平化，無論是倫敦還是東京，都是基于若干片區自治管理的集合。道理很簡單，對于小城市而言，任何突發事件的反饋決策鏈是短的，而對于一個大城市或超大城市而言，決策鏈就太長了（還不包括其中的阻隔），因此加強基層組織的建設，形成高效有利的自組織系統是現代大城市管理的基礎。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決定中，就提出了“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更好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的要求，以社區為基礎，充分發揮城市人自下而上的積極性，是大城市應對各種挑戰的一個重要基礎。
我們常說中國城鎮化的“下半場”是城市發展從重“量”到重“質”，今天我們恐怕要補充一句，要從重“物”到重“人”。

　　（作者為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區域與城市經濟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國際城市規劃》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