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冰：公園與城市生活——公園屬性的反思

2020-09-30 16:39:38 來源：中國風景園林網瀏覽次數：

　　2020年9月16日-17日，河北省第四屆（邯鄲）園林博覽會國際學術交流會成功舉辦。在“綠色空間營造與城市可持續發展”主題論壇上，南京林業大學風景園林學院副院長邱冰教授發表題為《公園與城市生活——公園屬性的反思》的演講。他認為，中國近現代公園的屬性有所偏離，表現在基本職能錯位、使用主體被忽略、民主決策缺失和設計與自然脫離等方面，而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就是以自下而上的設計使公園回歸日常生活。

邱冰：公園與城市生活——公園屬性的反思

邱冰教授在河北省第四屆（邯鄲）園林博覽會國際學術交流會上演講

　　由自建的第一個公園（齊齊哈爾龍沙公園，1904）算起，中國近現代公園的發展歷史已逾百年。但中國公園并沒有遵循西方公園的模式發展，而是始終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相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摻入了各種意識形態內容，額外地承擔了西方公園所不具備的諸多功能。如果將當代中西方公園進行橫向比較，中國公園的空間形態、功能和主題均顯得復雜而沉重。

　　1 原理：公園的原初屬性

　　1.1 公園起源

　　城市公園的產生有著特定的社會背景和動因。18世紀產業革命帶來了一系列環境及社會問題，如城市規模擴大、自然環境惡化、環境污染加劇及工業化體制對人們的身心造成壓迫等。這些問題致使人們特別是工人階級產生了親近自然和休息娛樂的需求。1830年至1840年期間蔓延于歐洲大陸的大霍亂直接導致了世界上第一個公園——英國伯肯海德公園（Birkenhead Park，1847）的產生。受其影響，1873年在美國誕生了真正對后世城市公園建設產生深遠影響的紐約中央公園。

　　1.2 公園屬性

　　1.2.1自然屬性

　　自然景色令公園成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解毒劑”。在奧姆斯特德看來，人眼攝入過多的人工制造物的景象會影響人的心智和神經，以至整個人體系統，而自然的景觀可以把人從嚴酷，拘束不堪的城市生活中解脫出來，它能清洗和愉悅人的眼睛，由眼至腦，由腦至心。新的科學理論證明了植物有利于人的身體健康，這一研究結論也引起了人們對公園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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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自然屬性

　　1.3.2 民主性

　　政治力量又將滿足工人階級的這一需求視作一種民主的體現。當時興起的功利理論認為“所有的行動都應該以使最多數人獲得最大的幸福為目標”。民主思想和功利理論的影響促使民主政治領袖們開始考慮創建城市公園，并將公園運動作為該時期社會改革運動的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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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民主性

　　1.3.3 公平性

　　城市中能將大量的人近距離集結到一起的唯一的場所。“不管是窮人或是富人，年輕人或老年人……每個人的存在都使他人感到快樂。”奧姆斯特德認為各種階層的人能夠在公園里面會集在一起，沒有身份、沒有地位的差異。“中央公園是上帝提供給成百上千疲憊的產業工人的一件精美的手工藝品，他們沒有經濟條件在夏天去鄉村渡假，在懷特山消遣上一、二個月時間，但是在中央公園里卻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而且容易做得到。”美國紐約中央公園委員會：公園是提供給不同階層的人們充分享受空間和美景的“最優之娛樂”場所，強調景致的奇特美麗和游人的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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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公平性

　　1.3.4 休閑性

　　公園是用來休閑娛樂的地方。中央公園在建設時，一些捐助者千方百計要在公園中樹碑立傳，奧姆斯特德的合作者瓦克斯（Calvert Vaux）聯合藝術界人士寫了一份報告，說明公園是為娛樂、舒適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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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休閑性

　　2 問題：中國近現代公園建設的意識形態變遷考察

　　2.1 近代公園建設的意識形態變遷

　　2.1.1 清末公園（1840-1911）：空間殖民主義與民智開啟

　　清末公園包含三種形態，租界公園、私園公園、政府或地方鄉紳集資興建公園。租界公園本質上是一種殖民主義空間，如英國、日本、德國的殖民者在租界公園內設立具有殖民侵略象征的建筑物、紀念碑。但租借公園同時也向國人展示了西方的公共生活形態，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中國傳統私園的異化——私園公用，如上海的張園。這一近代中國園林轉型事件又促使官府和地方鄉紳自建公園，使20世紀初的中國便有了齊齊哈爾龍沙公園（1904）、天津勸業會場（1905）、昆山馬鞍山公園（1906）、錫金公花園（1906）等一批對國人開放的近代公共園林。

　　當時提倡興建公園的精英認為，公園“有益于民智、民德”。一是以公園引導民眾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令久困斗室之內或出入不健康場所的國人“洗刷胸中的濁悶”、“增長活潑的精神”。二是以公園培養民族自尊心。1893年上海張園的大規模改造是為了與租界的“外灘公園”一爭高下，1906年馬鞍山公園的辟建挫敗了英國人的占地圖謀。三是借公園的場地表達公共話語，質疑和抨擊皇權。清末10年間公園內頻發主張制約權力、抗議喪權辱國條約、宣傳民主革命等政治活動，對于防止權力專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2.1.2 民國公園（1912-1948）：生活教化與政治控制

　　到了民國時期，公園有兩個作用，第一是生活教化，第二是政治控制。

　　公園中常設有公共圖書館、民眾教育館、講演廳、博物館、閱報室、棋藝室、紀念碑、游戲場、動物園及球場等公益設施，用以轉換民眾獲取自然及社會知識的方式：由分散零星接受轉向集中系統接受。同時，嚴格的游園規則加強了對民眾行為的控制，將其生活習慣納入由精英構建的社會秩序中。即便只是在公園中散步，也是對下層民眾的一種教化，因為個人行為完全暴露在一個由熟人和陌生人等各種人物構成的公開領域里，受制于公共的行為準則。

　　政治控制表現為灌輸政治符號、傳輸民族主義精神。政治宣講、實物或標語將政治意圖轉化為游園時的活動或“不期而遇”的景物（陳列館、紀念碑、地圖、匾額、對聯和景名等），潛移默化地將革命思想、國家認同和政府意志植入公眾精神之中，特別是極具民族主義象征意義的“中山”符號被滲透進公園，引發了中國造園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全國各地至少出現了267個中山公園。另外，政府開放了大量的傳統官方或私人活動空間，如皇宮陵寢、皇家園林、官署衙門、私人住宅、私家花園等，以供民眾游覽，在節約開支的同時使民眾感受到帝制廢除后政府的民政。再如，精英們巧用租借公園歧視華人的規定，以公共話語培植了人們“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集體記憶，以之鞭策國人，達成政治共識。

　　2.2 現代公園建設的意識形態變遷

　　到了新中國以后，城市公園真正意義上成為公眾所能共享的一個公共物品。

　　2.2.1 恢復、建設時期（1949-1957）：蘇聯榜樣與文化休息

　　新中國建立之初，實行了向當時的蘇聯“一邊倒”的政策，“蘇聯經驗”一度成為新中國園林事業的絕對標準，影響到行業的定位、實踐的領域以及具體的園林綠地類型的規劃設計方法。當時公園被確立為一個開展社會主義文化、政治教育的陣地，在“自然環境中，把政治教育工作同勞動人民的文化休息結合起來”。保護革命文物、設置主題雕塑、舉辦科普展覽是常見的舉措。

　　2.2.2 調整時期（1958-1965）：社會主義內容與民族形式

　　“民族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對“蘇聯模式”而言的。“社會主義內容”大致可對應公園的“文化休息”特性。但也有學者認為其實質落實為“民族形式”，即“尋求古典主義”。

　　在實踐中，兩者往往是相融的。當時的造園手法發展了古典園林表達“詩情畫意”時常采用景題和匾聯的傳統，將反映社會主義內容的園名（如人民、解放、勝利、勞動等）置于園名牌匾上，并時常借傳統書法之形及革命領袖之手。

　　2.2.3 損壞時期（1966-1976）：破舊立新與紅色園林

　　“破舊”在物質上砸爛了公園的形體，轉換了公園的功能。“紅色園林”則在文化上進行了“立新”。

　　2.2.4 蓬勃發展時期（1977-1989）：撥亂反正與以園養園

　　第三次全國園林工作會議（1978），撥亂反正，統一認識，為公園建設的重新起步鋪平了道路：首先，恢復被破壞的公園及建立風景區名勝區制度。第二，大力建設街景綠地，促使許多城市利用環城或環護城河的地段建成綠地。

　　由于早期學蘇的緣故，新中國的公園實際是饒有趣味的文化娛樂中心，而非風景優美的綠地空間，重視容納社會活動的建筑設施、場地，綠地次之。大量資金用于建設公園中的劇院、露天劇場、文藝館、音樂臺、各種展覽館、餐廳、咖啡廳等商業、娛樂設施。

　　2.2.5 鞏固前進時期（1990-至今）：精英意志與宏大敘事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后，內外影響因素過多，公園的發展過程極為復雜，新世紀之后更呈現出百花爭艷的面貌。管理精英和技術精英試圖將公園打造成某種理想模式：功能上幾乎涵蓋了所有可能，如美化、游憩、鍛煉、社交、低碳、生態、避震減災、文化、教育、科研等，成為解決環境、社會問題的“良方”；文化上擔負起體現地方政治、幾百年乃至上千年歷史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重任，成為地方的“文化牌”、“政績牌”；經濟上承擔起以環境特色招商引資、以吸引人氣抬升周邊地價的職能，成為地方的“經濟增長點”。公園以一種宏大敘事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只是這種敘事需求并非來自國家話語。

　　2.3 中國近現代公園屬性的反思

　　縱觀整個變遷歷程，一條主線貫穿全程：公園的真正主體——民眾始終處于客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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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公園建設的意識形態變遷概略圖

　　2.3.1中國近現代公園建設的意識形態變遷規律

　　第一，意識形態內容取決于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制度環境。

　　第二，國家意識形態灌輸和精英意識形態主張交替出現。

　　第三，塑造理想公園和理想國民始終存在于變遷過程中。

　　“寓教于樂”、“游學一體化”的公園設計模式卻因此而貫穿、主導整個中國近現代公園的規劃設計史，至今仍是公園規劃設計實踐必不可少的要素。

　　2.3.2中國近現代公園屬性的偏離

　　近現代公園的屬性是偏離的。

　　第一是基本職能錯位，在中國近現代公園的發展歷程中，作為教化場所和“類公共領域”的兩大職能始終強于其基本職能——游憩功能。國家、政府、精英過分強化了公園的意識形態功能，傳統中國人追求的“知山樂水”、“天人合一”等崇尚自然的游樂精神則被忽略。大部分民眾去公園不過是想形神俱憊時，“得一游目騁懷之處，博取片時愉快”。

　　第二，使用主體被忽略。中國近現代公園的主體——民眾總是處于精英們的塑造之下。民眾被安排為政治思想、國家認同和政府意志傳輸的受眾。但對于多數民眾而言，公園是自由的場所，去公園不一定是接受文化和政治教育，放松、休閑才是真正的目的；而另一部分底層人士則希望借公園恢復體力或謀得一絲生計。

　　第三，民主決策缺失。民眾在公園中參與的是社會精英精選的議題，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也只在理論上承認公眾參與的重要性，在實際操作中市民未能真正參與公園規劃設計、建設與管理的決策過程。

　　第四，設計與自然脫離。中國近現代公園大到空間布局，小到構成要素無不展現教化、政治的內容，歸結起來有三種形式：一是空間布局的象形化，二是構成要素的建筑化，三是園林小品的雕塑化，將意識形態內容轉換成符號、圖形和文字，以直接、模擬、抽象、隱喻和象征等手法，通過對植物模紋、雕塑、墻體、柱體及鋪裝的鐫刻、雕琢加以展現。

　　3 對策：日常生活的回歸與自下而上的設計

　　要解決這些問題，需使公園回歸日常生活，回歸自然，這在技術上并不是復雜的問題。歐美以自然式風景園為主體的近代公園展現城市公園的原初屬性與形態。

　　我們課題組以滿意度為媒介，進行了城市開放空間（公園綠地為主體）的滿意度實驗，從整體層面上對開放空間進行自下而上的研究，探尋具有規律性的內容。滿意度是中間媒介，而不是目的，實驗以市民的意愿為依據，科學提取市民的真實意愿，并且尋求一種整體認知開放空間的新途徑。

　　實驗以面積比值為抽樣比例依據，選擇在南京主城區的公園綠地、附屬綠地、廣場和街道發放問卷。滿意度分析模型評價因子設置了13個指標，用五級的量表。以城市開放空間使用者滿意度問卷調查為數據收集手段，以統計學的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為數據分析技術，建立了城市開放空間滿意度的中觀層面的因子分析模型，得出與開放空間滿意度關系密切的中觀層面評價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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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的主觀評價因子表

　　依據以滿意度為因變量的多元回歸分析，可以建立一個開放空間滿意度回歸方程。其中五個因子跟滿意度是密切相關的。需要指出的是歷史文化指標不在其中，公眾對這方面并不關心。吸引力成為權重最大的影響因子，這表明各類開放空間自身的特點和資源優勢比面面俱到、大而全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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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系數

　　在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主成分分析。形成了南京主城區開放空間規劃與管理應著重考慮的三個宏觀因素（主成分）：感知度、活力度和需求度，指明了規劃和管理的主要方向，而主成分及其內部中觀因子的排序則顯示了規劃和管理工作的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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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因子載荷矩陣

　　該實驗歸類分析表明了3個問題：首先，以滿意度為媒介認知開放空間有助于發現開放空間之間的共同點、差異性及各自的優勢條件；第二，開放空間獲得南京市民認同的途徑是多元而非唯一的，并不需要開放空間滿足所有中觀因子的要求才能獲得市民的認同；第三，專業人員在從事開放空間規劃和管理工作時，應從整體上把握研究范圍內開放空間的特點，分類對待，突出優勢。

　　兩個實驗設計出了一種以使用者滿意度為媒介認知城市開放空間的方法，從而進一步論證了公園回歸原初屬性的必要性。

　　此外，課題組為進一步論證自下而上設計行為的可行性，進行了一個開放空間功能評價實驗。在實驗中，功能評價模型以使用者的活動期望為依據，建構了以最小有效活動區域面積及其內部各功能區域的面積為考核指標，以活動的豐富性指數與豐富性評價得分為驗證指標的城市開放空間量化評價模型。實驗選取了南京主城區的兩個廣場，進行實測、活動觀察、問卷調查，計算出考核指標與實測數據。通過兩者的對比，可以發現一些具體問題。從滿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角度來說，兩個廣場在功能上存在不足之處。活動豐富性指數和豐富性評價得分驗證了評價結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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