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造園，不只為雅樂休閑，怡情悅性。而是真把空間、景觀、居所之布置，上升成“三觀”問題。世界、人生和價值，是一整套認識系統。造園子，就如處對象，照出的是自我意識與精神映像。瑪吉·凱瑟克自幼在中國成長，早在19世紀，她的家人便來到中國。《中國園林》是這位著名中國園林研究學者的力作。她以生活空間直抵古人精神空間的才見，形成通達透視的目光。在我看來，她考掘出歷代文人園林，不論南北，無論樸奢；別管高官得勢，還是罷免貶謫，在精神價值上，倒是有條貫穿的主線。

　　這大概戳中了本質——文化基因會遺傳，中國文人有相通的三觀。凱瑟克認為，文人園林營建，以道家思想為主導，佛學元素又參入。在我看來，原本抽象的三觀，在造園中具化為——體道、自然與隱逸追求。至于儒家思想，很少滲入私家園林建造觀念，也不難理解。文人園林，類似八小時外的私人空間，是對倫理性社會關系的短暫游離。加之魏晉以來，動亂流離，北方入侵，大批文人“在精神上，他們為躲避亂世而遁入了對道家自然觀的新興趣，后來又迷上佛教。在肉體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則向南方逃亡，那里是他們認為還不太開化的地方。”

　　一個荒野的自然，如何成為氣韻的山水，是文人再造自然的動力。政治生活，現實進取，若不稱意，就得找補些心理平衡。在山水里尋“大化”，發現自然。造園，成為人工與自然合體的最佳嘗試，最綜合的藝術實踐。書法、繪畫、詩歌，所有風雅，都能依托于亭石草木之上。體道，正是終極的宇宙體驗。“道家哲學尤其強調感官世界、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整一性與連續性”，“園林的價值之一是觸發這種與宇宙合而為一的內在感覺。”

　　體道而媚道，要求造園，順乎自然，再擬自然。園林將“道”的生發變化、對立轉化、恒常變易，做到了藝術化表象。石頭的定格與動勢，花開花落的四時生死，都在其中獲得了景觀成像。“中國園林的設計也借助于相似的對比，傳授造園的方法，同樣也涉及聯想與提示，而非精確的程式。”作者在窺測文人心性，那就是混沌的整一，靈變的賦形。既無違自然，不奪天工，又托物寫情，內合心源。在無為里，找到“內在力量的天堂”，“無為，也是對歸隱或遠離社會進入消極狀態的一種終極辯護。”

　　自然無為，影響了文人園林的主流價值——樸悅之美，簡樸之樂。品味意趣并非定要豪奢。就像如今家裝極簡主義盛行，北歐風、日系和風，自有灰白素美。即使石崇炫富斗富，金谷園奢靡無度，但他的文字描摹，卻出奇地低調與“客氣”。可見，他也不愿當“土豪”跌份兒，也想迎合文人認可的普遍價值。而佛教又給道家的隱逸，賦予一種全新實踐:獨隱之外，亦可有山中精舍，聚集起來修行的可能。

　　隱逸，是大多失意文人的“精神勝利法”，“為官不如，而賞觀山景則吾勝于他”。雖沒做大官，但精神境界，審美情趣卻不能輸。深愛山水，是一種精神力量。如何將自然化為藝術，將日常生活審美化？園林將山水收納，重新“裝置”自然，就是一種實現。可以說，中國文人比美國那些實用主義理論家，更早懂得自然美，藝術美與生活美的內在聯系。“他們開始把整個自然界看作一種藝術品，并建造小亭以便從亭中觀景。由此，就誕生了通過選址、修建觀賞小亭并將整個風景轉化為‘園林’的‘借景’的觀念。”

　　山水田園，是中國文學一大主題傳統。山水詩，為園林提供文本構想，山水畫，則描摹了效果圖。兩者“依然有著一種使得社會責任與自我修養之間的古老沖突變得真切感人的力量和清新感。”謝靈運與陶淵明，雖一富一貧，但這種平衡，卻是相通的。政治失意，才有閑暇野趣，去修鄉村別墅。王維在輞川的詩畫，影響了后世畫家與造園理想。他們將農事鄉野之樂，融入園林，把文雅氣與煙火氣調和起來。他們并未把官場失意，長久縈懷，也沒有陷入自我否定與懷疑的虛空。王維，白居易如此，蘇軾，司馬光亦然。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中國園林》以悠游散步之情志，寫文人園林精神氣象——它是中國文人寄懷自撫的溫柔夢，也是靈魂曠達自由的棲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