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廢園到燕園》 唐克揚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雪后燕園，如此入畫、如畫。

博雅塔、未名湖早已成為北大的標志。圖為當年塔下的新“畫船”。

未名湖中的小小島亭曾經是燕京大學的社交和文藝活動中心，彼時地勢平坦的島上風景和今天迥異其趣。

　　胡適說過，燕大是“校園最美麗的學校之一”，這句話有否夸大？燕京畢業生徐兆鏞的說法更加到位，他曾經去過世界上許多著名大學，在他看來，燕京大學校園的美不僅純出自然，它是兩種環境的復合——既是悉心建筑的人工世界，又是連接蠻荒風景的自然天地。

　　燕園的美，浸淫著朝夕熏染的書香人文，在源頭上則是造園的理念和實踐的結果。建筑師、建筑寫作者唐克揚的《從廢園到燕園》，借助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主要講述1919年至1926年海淀燕園及校舍設計和建造的故事，以及資方、校方、設計師、工程師等各方在思想上、經濟上的爭議與互動。

　　燕京大學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這所大學是由美國教會在中國創建的北京匯文大學、通州協和大學及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于1919-1920年合并而成的，最初沿用東城盔甲廠和同福夾道的舊址，后來司徒雷登募資籌建新校區。從1919年到1945年間，司徒雷登一直擔任燕京大學校長。燕大特殊的“出身”決定了校園的建設自始至終圍繞著中西文化理念的碰撞，這正是《從廢園到燕園》一書重點探討的主題。

　　燕園的選址，從學校的角度，首先必須是實用性的，所以出于距離的考慮放棄了原初設址郊區的想法。海淀校址，既滿足了方便的需求，也因為“風景妙不可言”（司徒雷登）的觀感。這里有很多古樹，校門將會對著頤和園和西山，有全北京最美麗的天際線。顯然，“景觀”的因素從開始就進入了燕大規劃者的視野。燕大校址上的舊園林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勺園，后來在清朝時改名為弘雅園。廢池喬木、湖光亭榭，這些在光陰里留駐的自然景色，與現代大學有序、整潔的文明要求，應該怎樣達成和諧呢？

　　校方選擇的設計師名叫茂飛。唐克揚形容茂飛是一個精力充沛的東海岸“洋基”，一個精明的生意人，一個成功的投機分子。客觀地說，唐克揚的看法有些偏頗，茂飛是中國近代建筑史上的關鍵建筑師之一，由他開創的以清代官式建筑造型結合現代技術的“適應性建筑”設計之路影響深遠。資方——紐約遙控指揮的托事部，認同茂飛的“中國通”身份，以及他的花費稍高但看上去物有所值的方案，是很現實的考慮。

　　茂飛設計的不足之處，根本原因是中西方園林的理念差別。西方園林強調樹木、花草和泉池之間的比例關系，喜歡用對稱軸線加以布置；中國園林主張“如畫之風景”，疊山構石，體現人與自然相親相融的情趣。另外，西方人對于“中國風”有著刻板印象，以“他者的眼光”想象中國，難以領會中國傳統文化的韻味，以為大屋頂、四面透風的大窗戶和隨處添加的一些符號化的小物件就是中國風味，予人的感覺難免隔閡且不知所云。

　　在建造的過程里，茂飛的設計不斷遭遇批評，設計師本人甚至一度被排斥到邊緣位置。燕大校長司徒雷登，負責建造的美國工程師翟伯，燕方聘請的中國園林專家金紹基，學校教職員謝迪克（英）、包貴思（美），中國建筑師梁思成等人的意見陸續參與其中，從審美趣味到功能性的考量，大型建筑從來不是精英設計師個人主導的產物。正如唐克揚所指出的，很難說這種“偏離”和“修正”是更成功，還是更失敗，這對研究風格史的建筑史家們而言是一個問題，對于燕大的規劃者們而言，這種“拼接”體現了工程的本地化與人事糾葛里的微妙合作。

　　唐克揚以其建筑寫作者的關注所在，強調了校園初創的“場所精神”。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后來被歸納為“一塔湖圖”的校園景致。

　　這個“未始有名”的小湖，分割了燕園的地貌，破壞了西方人頭腦里規則有序的園林觀念。但是，正如唐克揚論述的，我們要感謝最早一批有機會來華的西方人和其他東方學家，他們帶回的中國文化“常識”已經在西方公眾的心目中建立起“蜿蜒蛇形”一類的中國景觀的“程式”。對于場所的感受既取決于物理設置也來源于文化心態，“場所精神”不僅是一堆物理因素的集合，它還提供了一個合理的交流平臺。

　　博雅塔如今已經成為燕園的標志，它的建造更加鮮明地體現了中西方理念的交匯。中國式寶塔在表面上像是傳統的磚砌，實際上是由更具持久度的混凝土預制的，因為它的原初功能是作為水塔。這么一座工業性質明顯的實用建筑如何與燕園的美學理想合拍呢？這座塔的奧妙就呈現了園林景觀對于燕京大學校園規劃的意義，人工造物和自然風景融合在了一處。

　　在本書的后面部分，唐克揚的書寫從建筑的層面轉向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討論。學生宿舍、官方住宅、舊園居、西式鄉村別墅、零散私人住宅，在茂飛的軸線不能照料到的地方，燕園集成了這五種完全不同的居住方式。包羅度極高的燕大校園確乎比其他院校更有足夠的空間，燕京學生中才會出現王世襄這樣的人，把舊日消閑生活中的趣味帶入公共生活。燕京校風的開放與明朗也是其他院校難以比擬的，男女學生的交往也是公開而活潑的，與當時同類的大學相比，沒有哪所學校能像燕京大學那樣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介入如此之深，以至于研究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社會史都無法繞開燕京大學。正是這種復雜的獨特性，讓燕京大學在其自身所處的外在環境與內在的風氣上都形成了緊張又生動的沖突。

　　在本書臨近結尾之處，唐克揚說道：“他（徐兆鏞）沒有說出的是，這校園還同時處在好幾種變化的交集點上：在這里既可以感受前朝勝景，又可以看到西洋風致；既可以享受荒野生活的新奇樂趣，又可以用文明世界的經驗發掘出這個風景中的意義；最后，重要的是，圍墻里的‘樂園’既是一個穩定安全的居住地，對于那些少男少女而言，它又是一個不斷生長，而且有明確始終的時間意義的場所。”這就是唐克揚想要表達的。從廢園到燕園，陳陳相因的敘事，不只是無聲的物的歷史，也是人的觀念史、心態史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