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習近平主席到四川天府新區考察時提出公園城市以來，推動從“城市中建公園”向“公園中建城市”的范式轉型與理論革新，已引發國內學界乃至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積極探索。

　　DDON笛東匯編出版的《公園城市-建設模式與途徑》一書，結合自身近十年來的工程項目實踐與公園城市理論概念發展，通過對實踐經驗的分析總結，全面呈現笛東在公園城市發展中的創新理解與經驗積累，期望以此為公園城市建設典型經驗的總結與推廣貢獻力量。本期內容摘自《公園城市-建設模式與途徑》第一章。

　　城市公園的角色轉變

　　長久以來，無論是歐洲中世紀的城堡花園、還是中國古典園林，不同形式的公園都能喚起人們對于美好家園的想象與向往。城市公園的誕生，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當時，快速工業化、人口增長和城市擴張，導致了自然生態收縮和退化等環境問題。隨著城市內部環境惡化，規劃師為改善市民的生產生活環境，希望通過興建公園、增加綠地，修補城市與自然之間的裂痕。然而，城市公園發展至今，雖然在量上有效促進了城市綠地的增加，但尚未能激發城市發展模式的質變。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應如何打破原有的模式，真正融合城市與自然，成為了值得規劃與設計師深思的問題。

歐洲城堡花園 ©Bolt of Blue, Creative Commons

中國古典園林 ©Jonathan Miske, Creative Commons

　　公園城市理論與原先的城市公園建設理論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為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了創新的路徑和方法。公園城市的核心內涵，可概括為奉“公”服務人民、聯“園”涵養生態、塑“城”美化生活、興“市”綠色低碳高質量生產。城市公園的建設僅關注綠地數量的增加，將公園脫離于城市整體進行考慮。而公園城市則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視公園為城市建設與發展的觸媒角色，強調公園與城市的多維融合，以生態作為基礎性要素，協調經濟發展、社會共融和環境保護，促進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流動，從而實現“公園即城市、城市皆公園”的人居愿景。

“超一線城市”深圳 ©Robert Bye, Unsplash

　　在當代中國，公園城市理論以其體系化思維和全面的視角，助力城鎮化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的全面轉型。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突破60% ，人口逐步從由鄉村到城市的流動，過渡至城市之間的流動，由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所組成的新型城鎮化空間結構初露崢嶸。但同時，困擾城市已久的環境問題亦愈趨復雜，建設生態文明和美好人居的新時代，道阻且長。公園城市將指導我國城市建設者和空間設計者繼續深耕，彰顯其理論的時代價值。

　　本書第一章旨在梳理公園這一角色在中西城市化脈絡中的發展軌跡及其趨向，強調公園城市建設所具備的普適性、必要性、以及在當代中國語境下的特殊性。

　　1.1 公園在城市中的演變

　　城市公園的誕生

　　回顧“城市公園”這一概念的起源，必當提及美國景觀設計之父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56年，奧姆斯特德為了改善城市建成環境、緩解城市生活的壓力，參照英國風景式花園完成了紐約中央公園的修建。這次嘗試，首次將市政基礎設施與城市景觀相結合，致力打破城市空間中的階級分隔，為普通人的日常社交生活帶來田園牧歌般的綠色景觀空間，繼而催發了日后更多的城市公園規劃實踐。1859年，在世界的另一端，西班牙城市規劃師塞爾達（Ildefons Cerdà）在著名的巴塞羅那整體規劃中，將綠色空間如珍珠般均勻鑲嵌于城市肌理，可謂是踐行城市公園體系化設計之先驅。

1938年紐約中央公園俯視圖 ©紐約市公園與娛樂管理局

塞爾達的網格化城市構想 ©巴塞羅那城市歷史博物館

　　奧姆斯特德和塞爾達的設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面對自然在工業城市中的缺位，他們的思考亦有其歷史局限性。奧姆斯特德打造的紐約中央公園雖然看似渾然天成，卻以提供社交和人為娛樂場所為主要的規劃目的，在設計細節中并未充分考慮人造公園與相鄰的城市生態系統之間的有機聯系，導致二者割裂，而隨后多年間，紐約市政府則需花費大筆預算進行公園的環境管理與修繕；塞爾達想通過城市空間網格化實現平等的愿景，然而網格化形式所塑造的單一環境，遠不能匹配多元的建筑類型和差異化的居民活動需求。但奧姆斯特德和塞爾達的探索僅僅只是開始——城市與自然之間的裂痕未能借助他們的城市公園藍圖得以彌合，二者融合仍然行在路上。

　　隨后百年間，“公園化”實踐與“城市化”進程齊驅并進。在歐美，規劃師、建筑師和景觀設計師們逐步深入探索城市公園的發展模式，從最初依賴幾何、軸線、圖面效果等著重于構成和形態的狹隘視角，到逐漸強調對生態保護及恢復、鄉土化、藝術性，乃至以人為本等方面的不同追求。城市公園的角色，主要歷經三次浪潮下的轉變：

　　公園美化城市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于美國興起，關注環境污染、公共健康等城市問題，希望通過強調“美和實?不可分割”的規劃手段，恢復城市中心的良好環境、視覺秩序和吸引力。在這一時期，通過公園建設來美化城市的做法得以普及，公園實質上被當作改善城市混亂、丑陋面貌的“解毒劑”。不過，城市美化運動中的公園建設因其過分強調規模、視覺裝飾性和古典唯美主義，未能從根本上改善城市布局的性質、切中工業社會問題的要害，最終曇花一現，于30年代漸趨沒落。

芝加哥世界博覽會鳥瞰圖 ©Rand McNally and Company

沿中軸線分布的林蔭大道 ©Ed g2s at en.wikipedia

　　公園追隨功能

　　1933年發表的《雅典憲章》強調了以物質空間規劃為主導、形式追隨功能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思想和方法，開啟了在城市中規劃集中的高密度住宅和大面積綠地、由無序向有序過渡的新時期。戰后城市百業待興，華沙重建計劃、英國第?代衛星城哈羅新城規劃等項目，致力打造城鄉相連的公園體系 。在這一時期，城市公園不再是“解毒劑”而被視為“磁石”，規劃師渴望通過打造環境與設施優越的公園，吸引人們逗留與活動。然而，現代主義思潮對于都市紋理和有機性的截然割裂，讓公園建設僅停留于追隨大眾游憩的功能，并未成為“磁石”，亦未能彌合懸而未決的城市與自然之間的割裂。 

現代主義城市巴西利亞©Inmigrante a media jornada, Creative Commons

　　公園聯合生態

　　60年代以來，全球環保意識覺醒。1962年，美國科普作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批判了工業文明所帶來的諸多負面影響，直接推動了日后現代環保主義的發展。1969年，英國著名環境設計師麥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出版了《設計結合自然》一書，提出生態規劃的概念。1976年誕生了史上第?個以保護環境為?的的全球性宣?《?類環境宣?》，19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強調城市規劃的過程性、動態性，以及人的需求的重要性。“生態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等理念在這個時期應運而生，公園建設著重打造強體驗與強感知的開放生態環境，延續至今。

新加坡的城市風貌 ©Luca Locatelli, Institute

　　城市化勢如潮涌，公園的角色由美化工具、游憩場所，發展為如今與生態聯合，并且一直在不斷演變當中。一代代人對于城市公園的探索，也反映著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變遷。與此同時，城市與自然割裂的問題也越發復雜，城市公園通過單點建設的思維已無法實現與生態的真正聯合，而需從在地性、系統性、區域性和全局性等角度進行綜合考量，與更多的學科范疇融合形成宏觀的指導框架，才能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景觀品質提升和人居環境改善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這構成了公園城市理論提出的契機。

　　1.2 我國公園發展脈絡

　　城中造園、“天人合一”等理念早存于古代中國，起初以皇家園林、私家園林為主，旨在為小范圍的對象服務。公共園林緣起于唐宋，代代傳承，形成中國古典山水園林的建筑藝術，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中亙古綿延的生態自然觀。隨后，中國園林的角色在西方影響下不斷變換著。與西方概念相近的城市公園萌生于近代，例如，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上海租界內公園增多，同時出現了一批為公眾所使用的私家園林，但這些公園的規模和影響都相對有限，多作為點塊狀空間分散于城市中，尚未被以系統的視角進行整合。這些公園著重強調城市風貌形象塑造，而非以市民公共性的休閑游憩需求為先。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計劃經濟主導時期，公園綠地的功能屬性得以加強，成為城市建設和居住街坊建設的配套用地類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公園的建設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而得以深化，發揮著有效帶動周邊土地升值以及驅動城市空間拓展的作用。此時，國內踴躍探討和踐行城市綠色發展的不同模式，主動規劃及引導城市公園綠地系統的構建：

　　1987年——江?省宜春市建立了我國第?個生態城市試點

　　1989年——由全國愛衛會組織國家衛生部、建設部、環保部等共同發起創建衛生城市，意在改善生態與居住環境

　　1990年——著名學者錢學森先生提出了“山水城市”概念，傳承我國的傳統園林理念和??美學，具有?定的前瞻性和時代意義

　　1992年——國家建設部在“綠化達標”、“全國園林綠化先進城市”等政策基礎上提出“園林城市”概念，自2000年以來完善城市綠化覆蓋率、城市?地的綠地率、?均公共綠地?積等園林綠化建設評定標準

　　2004年——全國綠化委員會、國家林業局啟動了“國家森林城市”評定程序，2007年完善相關評價指標

　　2004年——國家住建部啟動“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創建?作，是園林城市建設的更高階目標，強調以?為本、環境優先、系統性、?程帶動及因地制宜五?原則，以城市生態環境、生活環境和基礎設施等為評價指標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部署推進海綿城市建設工作

　　這些城市綠地建設的不同模式的探索，逐步建立起公園對于城市良好發展的重要性。不過，上述模式仍遵循城市公園建設的邏輯：公園依附于城市綠地系統當中，是有著明確性質與功能的附屬元素；公園設計脫離城市系統的整體框架，宛如城市中的獨立元素。自2012年以來，我國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當下的城市發展，需要向以生態文明為引領、生態價值為根基的城市發展新模式轉型，但仍缺乏具體的宏觀理論指引。

　　在此背景下，“公園城市”理論于2018年應運而生，將公園的?態價值上升到現代化城市建設的?態動?的戰略高度，將生態、生產與生活看作環環相扣、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在全球生態可持續發展思潮下，公園城市理論提供了及時的系統性理論工具，突破城市公園的單點、孤立與量化思維，進一步深化公園系統規劃在中國城市中的實踐，為新時代破解城市發展難題、增強城市永續動力，提供了強有力的指引。

　　《公園城市-建設模式與途徑》一書在理論研究方面系統梳理了國內外城市化發展的脈絡，特別是針對公園在城市中的功能價值演變和發展趨勢做了深度的闡述，從“城市公園“與”公園城市”的概念與發展進行了全面的探討。

　　在內容方面，本書回顧了城市與公園的歷史，并總結了笛東過去數年的實踐與方法論，提出了以生態本底、以人為本、經濟與文化驅動作為建設公園城市體系的三大關鍵途徑。通過結合理論與實踐，協調技術與美學，貫通政策與落實，集結國內外以及笛東最新的前沿實踐案例，全面呈現笛東對公園城市的創新理解與前沿觀點。

　　本書結合笛東設計公司近十年的工程項目實踐，展示出公園城市理念指導下所形成的獨特設計理念和方法體系，突出體現“以人為本”的宗旨，以不同尺度、類型和層次的大量規劃設計實踐案例對公園城市的建設做出了積極的探索。

——北京林業大學副校長李雄教授

　　本書涉及的“公園城市”的景觀設計實踐，不僅限于景觀設計方面，也包含了對城市設計的融合探索，在城市設計與景觀設計的結合方面同樣有突出的表現。

　　本書指出了現實中存在的脫離城市生態體系、脫離社會發展實際訴求的種種問題，為此積極拓展和利用新的生態技術和理念，結合發展轉型的新機遇，通過承擔有關景觀規劃和城市公園規劃設計項目，對“公園城市”的幾個主要方面——城市公園的生態化處理技術應用，以及城市公園與城市更新、城市公園與區域發展等一一進行了探索，并有重點地梳理和總結相關方面的經驗，以深化認識“公園城市”的科學內涵，也展現了對新趨勢的準確把握和對創新應用的探索。

——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吳唯佳教授

　　伴隨國務院正式批準全國首個公園城市示范區建設，積極探索典型經驗和制度成果，適時總結推廣典型經驗也顯得越發重要。公園城市這一過程的完成與完善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更需要設計者運用其創新的思維與專業的能力。DDON笛東希望《公園城市-建設模式與途徑》的嘗試能拋磚引玉，為中國乃至全球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貢獻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