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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締約國，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正在從“閉關鎖國”進入到“開放包容”的時代。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歷史文化遺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 
    2007年10月，寧夏彭陽縣古城鎮王大戶村，村民王生軍站在自家地里一座被發現的古墓旁，望著面前因盜墓被破壞了的耕地發愁。自從考古隊一走，每天都有人在墓坑附近出沒、溜達，考古隊還未挖掘的幾座古墓已被迅速搶盜一空。“我不知道這里還有沒有‘寶貝’。如果這50畝田地反復被人挖掘，不能適時保墑，來年恐怕連小麥都沒法種了。”王生軍無奈地說。

    與世界其他歷史悠久而文物資源豐富的國家一樣，中國也在承受著本國歷史文化遺產遭受破壞與流失的“不可承受之重”。據文物專家陸建松教授介紹，中國目前估計有30萬處以上的歷史文化遺跡正處在瀕臨滅絕的邊緣。國家文物局有關負責人曾透露了一組數字：2004年，全國共立案文物犯罪案件97l起，其中盜竊文物案件48l起，倒賣文物案件13l起，走私文物案件11起，盜掘古墓葬案件348起。而在法國的文物商店，一位出訪的陜西文物專家卻看到了四五百件陳列著的中國青銅器和石雕。

    作為全球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主要締約國之一，環境問題、保護意識、非法偷盜、城市化建設等原因使中國進人了一些發達國家已走過的“歷史文化遺產破壞高危險期”。同時，中國也正在吸取別國的經驗與教訓，努力構建本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傳播保護意識，用實際舉措與行動投入到全球如火如荼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中去。

    遺產保護現狀不容樂觀

    其實，在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領域，中國并不落后，中國歷來就有一套較為完整的文物收集、整理、研究的體系——金石學。早在宋代，中國就有了文物研究著作《金石錄》與《隸釋》等著錄專著。但到了近代，尤其是鴉片戰爭以來，因為國家的戰亂貧困，大量歷史文化遺產遭受破壞流失，甚至出現了大部分的文物遺產被盜取的悲劇（如敦煌的典籍）。20世紀后，在“全盤西化”、“破舊立新”等激進思想的影響下，處于意識形態弱勢的傳統歷史文化遺產又被視為“現代化與革命化”的障礙，處境悲哀。到了改革開放之后，經濟高速發展催生的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又使許多歷史遺產瀕臨滅絕，而經濟利益促動下的功利行為更使“華夏瑰寶”面臨重重危機。

    在北京，因產權不明導致一些文物古建被長期占用，年久失修。在四川，貧困使農民鋌而走險，重慶大足石刻的佛頭遭到砍盜。在云南，世界遺產“三江并流”因旅游過度開發、保護不力，而被世界遺產委員會警告。在上海，由于經費與場地問題，上海歷史博物館與近3萬件文物竟然無處容身。在江蘇，運河河網與沿河古鎮因工業化、城鎮化而消逝。在全國各地的文物景點，“某某到此一游”的題文幾乎無處不在。

    遺產保護意識根在民間

    較之歐美國家，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無論是意識、理念還是措施、行動都存在一定差距。這與我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與我國創建和諧社會、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不相適應。在壓力與挑戰下，中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進入了“加速調整期”。妥善處理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建設、旅游利用的關系成為“脫困”的出路。

    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認為：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第一，要盡快立法，做到有法可依。第二，要改革管理體制。遺產管理權應由國家統一管理，直接管轄國家級和世界級遺產。第三，對于違規的建筑物和構筑物都應堅決整冶，以恢復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第四，國家要加大遺產保護方面的資金投入。最后，要培養遺產科技人才，加強遺產科普教育。而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最近再次呼吁：提升大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進行保護工作的“人民總動員”才是開展工作的出路。

    從理論、舉措到計劃實施，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環境建設的步伐逐步加快，保護環境開始改善。2002年，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把歷史文化街區、村鎮列入文物保護范圍，建立起一個從單體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到歷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護架構。從2006年起，國家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中國“文化遺產日”。同年，財政部特別設立了2．5億元的大遺址保護專項資金，對重要的古代文化遺存實施全面保護。

    一批民間群體自發保護文物。在陜西寶雞，王寧賢等5位農民意外發現了一處窖藏，主動參與現場保護，使距今2800多年的27件青銅器得到了及時的保護，順利出土。在貴州省黎平縣地坪鄉，洪水沖毀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地坪風雨橋。上百名侗族村民自發地躍入洪水中，搶救回了風雨橋73％以上的構件，使風雨橋得以重建。

    遺產保護目標融入全球

    近年來，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正在從“閉關鎖國”進入到“開放包容”的時代。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歷史文化遺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此，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正在努力借鑒國外的經驗，中國文物機構與國外保護機構建立了緊密、長期的合作關系。在西安秦始皇陵，中國通過德國文物專家的幫助，用先進技術還原了兵馬俑的彩繪，使失傳的中國古代工藝得以再現。一些國際性文化遺產保護機構也紛紛在華設立分支機構。2005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西安設立了“西安保護中心”，而世界遺產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同濟大學、江蘇蘇州分別設立了針對自然、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專門開展世界文化遺產的資料搜集、專業培訓與研究咨詢工作。同時，中國也承擔起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責任，積極參加了肯尼亞聯合考古、柬埔寨修繕吳哥窟等國際聯合行動，并與意大利等國簽訂了文化遺產保護協議。

    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曾表示：文化遺產領域多種形式的合作，使中國獲得了國外的經驗，也傳播了中國的文化。這幾年中國和國際上的文物保護組織，各個方面的、政府間的、非政府間的合作越來越多，合作成果為我們所用，在合作中把我們的傳統技術傳給了他們。

遺產保護留住文化本根

    在江蘇蘇州，古城、小橋、窄巷、流水，有著2500年歷史的城市格局被基本保留了下來，而在它的不遠處，一座全新的現代化新城拔地而起，新城開發為老城保護讓路的措施，使留存千年的吳文化遺跡避免了被現代化湮沒的悲劇。雖然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蘇州老城因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歷史文化遺產上的傷疤，它的城墻被永久性地毀壞了。任何一個沒有保留歷史痕跡的繁華都市都是“失憶”的。同樣，一個沒有文化本根的國家也是“失憶”的。

    任何國家的歷史文化遺產都來自歷史積淀，不可再生、不可復制，破壞遺產就是丟棄民族的歷史與民族的本根。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不單純是文化文物領域的工作中心，它還是國家軟實力與綜合國力的直接體現。同樣，單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文化遺產不僅是本國的瑰寶，更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人類共同愛護祖先財富的目標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與各國一起在遺產保護方面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來保護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物質和文化基礎，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我們應當從國家發展的遠景角度，從全球競爭力及影響力的角度，給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以全新定位，使它融入世界大局。通過政府引導、媒體傳播來營造良好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氛圍，提升大眾的遺產保護理念才是掃除工作弊端、突破觀念誤區、留住民族本根的根本，使它真正成為激發中華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創造力的無盡源泉。

    （摘自《華人世界》200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