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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洼里鄉博物館記錄世事變遷
在北京市昌平區的這座黃色建筑里，時間像鐘擺一樣來回穿梭： 半個世紀前，一片光禿禿的黃土地上，坐著個穿藍色棉襖的男孩，不遠處是大人們春耕的身影。而就在下一刻，同樣的地方生長出“鳥巢”、“水立方”和奧林匹克公園。 一百多年前，一個蘭姓大漢從山東恩縣向北逃到京城，正巧遇上為道光皇帝的第四個女兒修建墳墓，便以修墳人的身份定居下來。而作為其第七代后人，蘭代龍5年前離開了世代居住的農家小院，搬到距離故土5.22公里之外的樓房里。 五百多年前，明朝的工匠在一片洼地里修起一座龍王廟，從此成為附近村民燒香的主要場所。而在這個夏天的北京，這座更名為“奧運村村長院”的地方接待了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和美國總統布什等各國貴賓…… 在這座“洼里博物館”，隨處可見世事變遷。變遷的起點是在2001年7月13日，北京取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為了修建奧運村，位于朝陽區西北邊沿的洼里鄉開始整體搬遷。截至2007年，洼里鄉共關閉148家企業，拆除3974戶房屋，遷移了23000人口。 這個擁有500多年歷史的鄉，徹底在地圖上消失了，并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著自己的記憶。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一個月，洼里農民自己投資的博物館開館。在這座用木板和石塊搭建的房屋門口，寫著這樣的文字：“洼里人把祖祖輩輩生活的家園……把說也說不清的親情，把數萬洼里人和自己的事業……全部奉獻給了國家奧林匹克。” 兒孫們，還會記得洼里嗎 一個周三的下午，博物館有些冷清。偶爾有三兩個觀眾，都是來附近飯館吃飯路過的。解說員蘭代龍坐在木椅上，默默喝著綠茶。但一聽到要聊洼里的歷史，他立刻來了精神。這個56歲的中年人從抽屜里拿出不銹鋼教鞭，大跨步走進一個標為“洼里形成廳”的展廳。 在大約20平方米的空間里，四周的墻壁上掛滿了黑白照片。“這是曾經的洼里，自然風景特別美。”他指著其中一張圖片說。只見一條散漫的小河旁邊，長滿了蘆葦，遠處依稀可見兩戶磚瓦房。 在村民楊德祿印象中，河邊什么鳥都有，脖子上帶紅的“紅點頦”，渾身像海水一樣藍的“翠鳥”，還有嘴長得像鷹一樣的“戶不拉”。他的哥哥楊德山則還記得，冬天的時候河面上全是水蒸氣，“就像一條白龍”；而到了夏天，整個河溝里滿是魚蝦，“拿著籮筐大把去撈”。 但這些記憶面對現實時變得支離破碎。今年8月中旬，他們十多人來到了奧林匹克公園。這塊綠色公園的前身，恰好是祖屋所在地。 “什么叫面目全非啊！”楊德山說，“什么都找不著了！”幾經辨認，他終于發現了老叔家的一棵楊樹，孤零零地立在靠近北五環的一座小山的西南角。 在北京殘奧會開幕前夕，楊德山坐在位于京郊的一間寫字樓里，禁不住哽咽起來。他現在是一家有200多名員工的企業的老總，剛剛結束了一場商務會議。 小他3歲的弟弟楊德祿對于故鄉有著同樣的感情。兩年前的晚上，他在夢中遇到了兒時的伙伴“生子”和“四頭”。兩人提著十多把打鳥的夾子，大聲喊道：“三哥，我們打鳥去！” 夢醒之后，他揉揉眼，發現自己哭了。“睡不著了，索性起來，在屋里、院里來回走，突然，一個念頭出現在腦海，建一個洼里博物館……”楊德祿這樣描述自己的靈感。 他們這輩中年人，難免擔心后代對于故土的遺忘。蘭代龍親眼看見一幕，婆婆因為拆遷哭得稀里嘩啦，媳婦則在一旁不停叫好。他自己正在上大學的兒子也說，“這些破爛，早就該拆了”。 “兒孫們，還會記得洼里嗎？”老楊有些惆悵。這成為他建立博物館的初衷。 去年年初，十多名曾經的洼里鄉干部和企業家聚到了一起，討論建立博物館事宜。在楊德祿的提議下，建館地址選在了他開辦的“鄉居樓”。這座投資數百萬元的農家莊園，搭建在距離奧運村18公里遠的一條河邊。 錢都是私人出的，盡管按照他們的說法，“這本來該是國家出錢的事情”。 舊鄉親得知建館的消息，有些人擠公交車把保留的老照片送來。“屋里的東西，需要什么拿什么，到時去合個影就成。”鄉干部還把檔案資料都借給楊家兄弟復印。 一些人私下里討論起距離不遠的大屯鄉。1990年之前，這個位于北京城正北中軸延長線上的鄉鎮，拿出87%的土地用于建設亞運場館及配套設施。 從沒人想過要建大屯博物館。這讓洼里人很有些“優越感”，“他們該嫉妒了，那個時候，沒人有這覺悟”。 2008年7月18日，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洼里博物館在北京昌平開館。200多名鄉親重新聚會。他們采取鉆木取火的方式，用松木點燃了屬于自己的奧運圣火。9個村民代表還像模像樣地圍繞在博物館周圍，做起了圣火傳遞活動。 誰有錢了不愿顯擺顯擺 事實上，早在1992年北京第一次申辦奧運會的時候，蘭代龍等人就知道自己的家鄉將和奧運掛上鉤了。在那次申辦之前，奧運公園和部分場館已經確定落戶洼里。當地人為此種下12000多畝的樹林。它們構成了如今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的雛形。 講解中，蘭代龍往往會重點推薦一張照片。那是時任國家領導人到洼里奠基的合影。 但這種興奮感隨著申辦的失敗暫時消失了，更何況大家當時“并沒想到拆遷那么遠的事兒”。 在楊德山看來，當時國家的條件并不足以舉辦這樣一場體育盛會。“經濟剛剛起步，還沒有什么給外人看呢！”洼里博物館展示的同時期照片里，這個位于首都一隅的鄉鎮還是大片的平房，沒有一條像樣的柏油馬路。 當時，楊德山正在忙于自己生產太陽能設備的九陽公司。1986年，楊氏兄弟借來2500元干起了個體戶。哥哥做木工活、打家具、蓋房子，弟弟做建材生意。隨著資金積累，楊德山創辦了九陽公司。 這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農村是不可想象的。幾乎同時開辦私人五金店鋪的姚永貞回憶，當時的公社主任指責自己“胡鬧”。還有人前來奉勸，一旦再來場運動，首先“辦”的就是“你這樣的”。 “我們過去很窮，能吃飽飯就不錯了。”姚永貞說。他出生于1941年，記憶里最深刻的場景是小時候沒飯吃，挎著竹籃去挖野菜。 和蘭家一樣，一百多年前，姚家祖上從山東逃荒至此，碰上為那個名為“壽安固倫”的公主修墳。“修墳人有飯吃，有地方睡，還有工錢”，于是就此定居下來。屈指算來，67歲的姚永貞已經是第五代了。 但這樣的生活只能勉強溫飽，“也沒有什么地位”。從修墳到看墳，他們守著3畝農田過活，偶爾還要出去打點零工。這成為姚永貞“鋌而走險”的動力。這個原洼里鄉汽配廠的工人，在1983年花700元開辦了姚家五金加工鋪。這是洼里鄉第一家個體戶。 北京亞運會之后，楊德山趕上了股份制的熱潮。九陽公司創辦以來，“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經歷了洼里中學的校辦企業和洼里鄉政府的集體企業等各種身份。此時，這個“產權不太明確”的企業成為朝陽區首家股份合作制試點單位。 在楊德山語氣興奮的回憶中，在實行股份制那天，朝陽區“五大班子”的領導都來了。為了表示對新事物的支持，其中一部分人還拿出了一兩千塊錢入股。不過沒過兩天又退了回去，說是不符合政策。 楊德山終于拿到了屬于自己的50%左右的股份。在隨后的十多年里，這位精明的鄉鎮企業家成功地使自己的企業成為本地市場的領頭羊之一。據他介紹，在北京市太陽能采暖的17萬平方米建筑面積中，九陽公司占據了半壁江山。 如今距離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有30年之久了。姚永貞和楊德山都成功地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姚永貞的個體小鋪早已發展為占地數畝的公司，固定資產也升至數百萬元。他說自己終于享受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不再為生計辛苦奔波了。 最近的一個早晨，在位于昌平的兩層小樓里，姚永貞坐在紫藤花架下，身旁立著4只孔雀。他穿著棉質的白色休閑服，頭發用桃木制成的蓮花簪子綰成髻，慢悠悠地剪著指甲。 在這些人看來，中國在這樣的時刻舉辦奧運會真是“恰到好處”。“過去吃不上也喝不上，你讓人看什么啊？”楊德山快人快語地說，“誰有錢了不愿顯擺顯擺？正好借著奧運會，全世界人都來了，在世界面前露個脖頸！” 這也許是中國人賦予奧運會獨特意義的原因。對于那些并不關心體育的人來說，奧運會的意義超過了兩周的體育賽事。它已成為中國人與中國經濟發生巨變的象征。 正如楊德山所說，他為自己的祖國深感自豪，希望能夠借助奧運會的召開，讓世界看到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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