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鏡堂建筑人生》周莉華著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
《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主編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
《何鏡堂建筑創作》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編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
核心提示:
承載著“百年中國夢”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建筑設計無疑被賦予了重大的歷史意義。用中國建筑學會理事長宋春華的話說:“世博會也是世界建筑博覽會,某種意義上,我們將國家館建筑視作中國推出的‘第一件展品’。”它是面向世界展示中國魅力,展現中國人的智慧和氣度的重要標志性建筑。
設計實施這“第一件展品”的正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院院長何鏡堂教授和他所帶領的團隊。近日,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何鏡堂建筑人生》和《何鏡堂建筑創作》三本書,為讀者詳細介紹中國館的來龍去脈和何鏡堂院士的建筑設計理念以及他的學術人生。在新書發布會上,本報記者專訪了這位年過古稀仍精力旺盛、被同事和學生戲稱為“空中飛人”———2008年一年里,乘機120多次,而去年一年更是達到了130多次的當代建筑學泰斗,請他為我們聊他的作品,他的理想,他的人生……
1 “中國館”背后的故事
從“中國器”到“東方之冠”
2007年4月25日,上海世博會組委會開始向全球華人公開征集中國館設計方案。招標范圍限定為“全球華人”,招標公告在近年來罕見地僅用中文一種語言。據說,這是因為近年來我國的標志性建筑幾乎成了外國建筑師的實驗場,從鳥巢、水立方到央視的新辦公大樓,中國建筑界“很受傷”。這一次,決策部門認為,作為東道國的場館,應該由已經成熟起來的中國建筑師來設計。
經過幾輪激烈的競標,由何鏡堂和他的華南理工大學(以下簡稱華工)團隊設計的“中國器”方案脫穎而出,奪得了榜首。最后,中國館最終的設計方案由建筑專家、地方到中央各級領導,經過多次會議研究,確定國家館以華工“中國器”為主,地方館以清華“疊篆”為基礎。于是,由何鏡堂任總設計師,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和清華安地建筑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上海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聯合體共同組成建筑設計施工團隊開始了國家館的建筑施工。
集簡約、節能、傳統、現代等風格于一身的中國館,在2010年2月8日舉行了落成典禮。有人說,它像古代的冠帽,也像一個裝糧食的斗……總之,“很中國”,可是誰也說不出它具體像什么!這正是何鏡堂最得意的地方:它既不抽象也不具象；留有想象的余地,卻又滿載著中國元素!這座經過整合設計,總建筑面積約16萬平方米,以高13米的地方館作為底座,國家館被托起高達70米,收獲了世人無數驚艷眼光、屹立在黃浦江畔的巨型建筑,“如托天聳立的巨鼎,穩健張揚”,被重新命名為“東方之冠”。
差點落選的方案
中國建筑師以巨大的熱情響應了上海世博會組委會的邀請。來自中國大陸、港臺地區和歐美等地的華人建筑設計師紛紛提交了他們的方案,“大陸有名望的建筑師設計團隊差不多到齊了”,單清華大學就送交了十幾個方案。組委會原先估計能收一兩百件方案就很不錯了,沒料到,最后卻一共收到344份。
三百多個方案,無法全部細看。專家評標現場,工作人員從每個方案中選擇一張圖,制作成圖片,每張圖顯示5分鐘時間,循環播放,由評委打分。經過一輪輪“海選”,當344個方案剩下20個,華工的方案出局了。“也許,華工的方案在進50的時候就出局了。”何鏡堂說。但是,就在到20進8的時候,評委們發現問題了:剩下的這些方案中能讓人眼前一亮且有實施潛力的很少。進而他們意識到,海選時僅憑幾張照片定奪,并不能展示一個方案的全景,于是回頭對淘汰掉的方案重新甄別。評委之一的程泰寧院士發現了“中國器”。
方案的構思通過“中國器”來整合中國元素,表達中國的文化精神和氣質,展現中華之“魂”。設計可總結成中國器、經緯網格、福蔭空間、中國舞臺、時代精神、和諧六個構思意象。中國器在一片淺水的映襯下立于黃浦江畔,雍容而華美。
華工“中國器”方案就此“復活”,其濃郁的中國味和別致的造型得到評委的一致好評,從此一路高歌,以最高票順利進入前8。
2007年8月30日第二輪方案評選正式進行。
陳述階段很關鍵。因為年事已高,何鏡堂很少親自陳述,這些年,他親自陳述的就只有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等有限的幾個重要項目。可是這次何鏡堂決定再一次出馬,迎接挑戰。
陳述時間總共是20分鐘,因為前面有一個15分鐘的PPT,所以只剩下5分鐘。5分鐘里要表達清楚設計理念且有震撼性的效果,并非易事。
之前一天中午,和團隊的幾個年輕人吃完飯,何鏡堂寫了份稿子,念給大家聽。幾個年輕人覺得還不夠有感染力,而且建議他脫稿講。
晚上回到賓館,何鏡堂再次修改自己的稿子,并講給大家聽,“感覺好了些。”大家給他肯定,提出一些建議。一個晚上,他不斷修改……他精神抖擻地站在評委會面前陳述完他的設計理念后,回到住處,何鏡堂近乎虛脫。
不久,消息傳來,最后決出的“三強”是: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的“中國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簡盟工作室與上海建筑設計院合作的“疊篆”(外觀鐫刻著古代疊篆文字)和北京市建筑設計院的“龍”方案。投票結果:“中國器”和“疊篆”均為10票。“龍”方案外觀呈龍形,太過具象,后來被放棄了。而“中國器”的中國韻味和富有標志性的外形,使它成為入選大熱。
正當大家歡欣雀躍,準備到餐廳慶功的時候,何鏡堂卻聽到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有人提出“中國器”結構、技術較為復雜,而工期又很緊張,最終實施方案可能另擇。
仿佛兜頭一瓢冷水,大家傻眼了。之后,何鏡堂爭取機會向有關方面直陳自己的意見:“中國器”在建造方面并不是很難完成,其結構簡單,受力均勻,符合結構原理。另外,針對交通、消防等問題設計團隊都有較周密的考慮。“甲方”———組委會最后采納了他們的方案。一波三折,中國館的艱難誕生正是因為它承載了太多國人的期望。
2 大器晚成的世博中國館總設計師
建筑被稱為“凝固的音樂”,因為它介于精神和物質之間,它總是反映著時代的最前沿,是與生活最貼近的藝術。“建筑師應該是最懂得生活的人”,這是何鏡堂的恩師夏昌世告訴他的。因此,建筑師的職業是令人羨慕的。
貴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作品而且是可以傳世的作品無數、桃李滿天下的何鏡堂,其實,是一位親切溫雅坦蕩的長者。能夠一輩子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種人生,放到哪里,評價都會是“幸運”兩個字!可是,對于這位出生于東莞、地地道道的廣東人何院士來說,這種幸運卻不是隨隨便便得來的。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學建筑就是學做人。”
他向記者描述了他的人生“曲折”:研究生畢業,正是要開展事業的時候,卻遇到了“文革”。為了一家團聚,在1973年,他調到北京輕工業部設計院,而這里的工作主要是設計廠房,工藝及結構設計才是主要專業,很難進行建筑創作,處處掣肘。大好年華就這樣白白流失!上世紀80年代初,百廢待興的國家,正需要各行各業尤其是建筑師發揮作用的時候。而這時,人到中年的何鏡堂面臨著一個艱難的選擇:是像梁思成那樣,選擇從此專心致志研究理論著書立說呢,還是像大多數設計院的總建筑師那樣,選擇“埋頭苦干承擔實際設計任務”呢?無論前面哪一種選擇,都不能完全發揮他自己的長處。
他決定獨辟蹊徑走兩者結合的路。從事建筑創作是自己一輩子都不更改的意愿,為了能盡快地提高設計水平,應該找一個既能從事建筑設計又能從事建筑研究的工作平臺。正好,母校華南工學院(華南理工大學的前身)向他伸出了橄欖枝。1983年5月,毅然舉家南遷,回到廣東老家來。這時的何鏡堂已經45歲了。
45歲,才真正開始他的事業之路。之前不斷積累的學術素養、建筑實踐經驗在這時找到了出口,噴薄而出。
深圳科學館、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奧運會羽毛球館、摔跤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世博會中國館、汶川地震紀念園……要是你有耐心,這一串名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這也是何鏡堂目前的“成績單”。“世博中國館是不是您職業生涯的收山之作?”“哦,不!”面對記者的疑問,70多歲的何鏡堂毫不遲疑地否定了這個想法。其實,這上面列的很多作品,就是在何院士的團隊成功“攻下”世博中國館以后的手筆。我們有理由相信,大器晚成的何鏡堂院士,現在才剛剛進入他事業的“青春期”。
3 崛起的“嶺南建筑學派”
“嶺南派建筑”
隨著何鏡堂院士和他帶領的團隊在各項建筑工程的招投標上頻頻勝出,建筑學界一片驚呼“嶺南建筑學派”正在崛起。
“嶺南建筑學派”脫胎于“嶺南派建筑”。
嶺南派建筑是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逐漸形成的,夏昌世先生是嶺南派建筑的奠基人。他開創了適應地方氣候的建筑新技術,并賦予建筑具有園林精神的自由空間。夏先生于上世紀50年代起帶領南方建筑師實現了嶺南建筑的重要轉變,奠定了嶺南精神的風骨。人們把這支極具嶺南地方特色的建筑流派稱之為“廣派”或“嶺南派”。
清華大學教授曾昭奮最早把中國建筑新風格定為北京的“京派”、上海的“海派”和廣州的“廣派”(“嶺南派”)并歸納出“嶺南派”建筑風格的特色是自由、自然和符合人們活動規律的平面安排；明快、開朗和形式多樣的立面和體形；與園林綠化和城市或地域環境的有機結合。
1989年建筑評論家艾定增在其論文《神似之路———嶺南建筑學派四十年》中指出:“嶺南建筑學派在地域上指的是以廣州為中心的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及桂林、南寧、汕頭、深圳、珠海、湛江和海口等地的近代建筑主流,在時間上指的是19世紀中期以來的建筑新風格的發展與成熟,其中也包括大大滯后了的理論。”他還指出:“嶺南建筑學派與嶺南音樂和嶺南繪畫具有同步性,是和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政治革新運動相呼應的。而‘兩廣’人的近代生活方式及自然地理、社會經濟條件則是它產生的根基。它的發展經過以下幾個過程:首先是洋人帶來的洋建筑的輸入。接著是由僑鄉開始的土洋結合、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也有園林庭園的大量出現)。再就是中外建筑師有意識地將中西建筑糅合在一起(其中有強調民族形式的廣州中山紀念堂、原中山大學及嶺南大學等等,有強調西方形式的而且數量較多)。最近40年則是和西方融合、古為今用的初步成熟期。”
從形到神的提煉,奠定“嶺南建筑學派”的基礎
如果說“嶺南派建筑”主要分布于嶺南,與“京派”“海派”的區別主要是在于形體而不是精神。那么,到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何鏡堂這一輩的作品已經打破了這種地域上的區隔,而且,用他的“兩觀三性”理論大大拓展了“嶺南派建筑”的精神內核,形成了一個新的學術流派。
在《何鏡堂建筑創作》這本書中有一篇何鏡堂親自撰寫的文章《我的建筑人生》闡述了他的創作思想:
“1996年初,我在《建筑學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建筑創作要體現地域性、文化性、時代性》,首次在學報上提出了我的創作思想。2000年中,我在中國工程院學術會上作了《建筑要體現地域性、文化性、時代性》的學術報告。后來我在2002年9月《建筑學報》上發表了《建筑創作與建筑師素養》一文,較為系統地論述了我所主張的創作理念,即兩觀(整體觀、可持續發展觀)、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時代性)的學術觀點,以及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我的創作思想和實踐每年都多次在全國或國際學術會議上作交流。近十年,正是我從事建筑創作最活躍的年代,我以‘兩觀三性’為指導,從事大量的建筑創作,通過創作實踐使我的創作理念不斷豐富、完善和發展。
每次設計定位,我都以‘兩觀三性’的設計理念為指引,從分析項目的地域、環境入手,挖掘不同項目的歷史文化特征和地形地貌特色,并與現代科學技術和表達手段相結合,尋求不同項目所需表達的創新點和突破點,在此基礎上提出項目的創新定位和構思要點,再深化設計。”
世博中國館也是何鏡堂實踐他這一創作理念的成功范例。這座建筑的設計,正是圍繞著何鏡堂一開始給它的定位“中國特色,時代精神”來破題的。這以后,才有了新技術、新材料的應用,才有了節能、環保、經濟、綠色等等子概念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