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同的地域環境孕育著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孕育出不同的建筑以及美學風格。與南方的情況不同，此外還有根據文獻資料復原的阿房宮、上林苑、大明宮、曲江苑、興慶宮、玉華宮等都以其獨特的格局和華麗的造型為世人所稱道。這些園林，在選址、占地、建筑、布局方面盡顯皇家氣派的同時，也通過對自然的模擬和加工，于方寸之間顯露出無窮的意趣，表達出造園者的藝術匠心，在展示我國古代造園技術的同時，也凝聚著中國傳統建筑的美學精神，對今天的城市化建設仍具有多方面的借鑒意義。

　　二

　　園林的產生決非偶然，而是在生產力發展，經濟達到一定水平，人們有了更多休閑時光之后出現的一種建筑現象。與以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要的民居建筑不同，園林體現更多的是建造者的經濟實力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因此，歷代統治者在取得政權，國勢強盛之后都會大興土木，建造園林，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國力和生活品味。

　　在陜西關中地區建都的眾多王朝中，秦漢兩代具有重要地位。他們前接商周，后啟隋唐，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園林建設的一個重要時期。那“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擁有眾多館舍亭臺、山水動植的秦阿房宮，興建于漢代的上林苑，都是當時最有規模的皇家專有園林。這些雖然都沒有留下完整的遺跡，但是，從出土文物和文獻資料來看，其中融殿堂于環境，融居住于游玩的設計理念，對后世園林建造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這些園林一改先秦時期純粹依賴自然環境布局的被動做法，增添了許多人為因素，通過植物的配置、山石的壘砌、溪流池塘的布局，宮苑建筑的連綿，有意識地劃分環境，營造具有人文意味的空間，使園林更加具有審美功能，并在以下幾個方面引起人們的審美注意：

　　1、規模宏大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皇帝是唯一可以與“天”為伍的人。所謂真龍天子不僅僅是一個稱號，更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審美心理?；始覉@林的宏大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樣一種審美心理的產物。加之在關中地區建都的王朝集中于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強大的國勢為顯示帝王們的審美品味提供了物質基礎，所以，從周武王的靈囿、秦漢的上林苑，直至隋唐的華清宮、大明宮、曲江苑，建造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秦始皇一統天下，為體現其獨尊地位，將所滅六國的貴族們大量移居咸陽，致使國都的人口巨增，不得不擴修宮殿。據《史記·始皇本記》載：“始皇帝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朝宮于渭南上林苑中。阿房為朝宮，先作之前殿，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1]這是形容阿房宮巨大容量的；關于阿房宮外圍環境，《三輔黃圖校正》給予了這樣的形容：“規劃三百余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絡樊川以為池”。這樣浩大的建筑規模和外圍環境，可以說開了中國古代皇家園林建筑之先河。

　　漢統治者更是在古上林苑的基礎上加以擴建，形成了氣勢更加宏大的園林景觀。據《漢舊儀》載：“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其中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梢钥闯觯瑵h代上林苑較之先秦時期，更增加了游玩的功能，不僅占地更加寬廣，園中的設施也更加完備，在強調改造自然為人所用的同時，還努力營造一種宮苑相連、水天縹緲、好似天宮的浩大場面，以體現皇家園林的與眾不同。

　　唐代是皇家園林建造的巔峰時期。民族融合與對外交流的頻繁，不僅加快和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也為皇家園林建設提供了多方面的文化參照。啟于魏晉、興于盛唐的山水詩畫也從藝術的角度啟發著園林建造者的創造靈感，文人墨客的細膩筆墨，精致情思，啟發著園林營造者的奇思妙想，使寫意抒懷的手法被廣泛運用到園林建設上，此時的皇家園林在規模宏大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２００１年，考古工作者對西安北郊的大明宮遺址進行了發掘，僅太液池遺址南岸占地就達２８００多平方米。建筑方面的遺存也很多，其中發現了大量或雕或鑿、有鳥獸圖案的桿欄式水上廊道和水上亭榭類上的建筑構建。借助想象，將這些建筑項目進行連接，不難想見大明宮昔日殿宇遍布、廊榭相連、花木簇擁、水天相映的盛景。

　　2、盡顯華麗

　　在關中建都的各個王朝中都不乏盛世。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既提高著人們的審美想象力和勇氣，也為皇家園林的建造提供了新的工藝，追求華麗的建筑效果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得以實施的。

　　在由“囿”向“苑”的發展中，園林規模也由模山范水向“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發展。中國古代建筑以“禮”為核心，以土木為材料。前者是古代建筑設計的指導思想，后者則保證著各種工藝的實施。這一點在皇家園林建設中表現的尤其明顯。最早的園林出現在周朝的“囿”，其主要功能是供皇家打獵游興，雖然沒有大規模的建筑，荒山野林之中，用于求神拜仙、祈禱收獲的高臺建筑還是要建的。盡管這種建筑也能體現皇家的氣派，但是，狩獵的時間性與高臺建筑的簡陋，到底與彰顯皇家的高貴之間存在著距離。于是，秦以后，更加符合繁簡有別、主從有序理念的宮苑式建筑開始大規模地出現在皇家園林之中。特別是園林化集中為分散的格局，連綿不絕的亭臺樓閣，錯落有序的宮苑屋宇，更能于統一中富有變化，形成“風景中有建筑，建筑中有風景”的基本格局，使整座園林在空間劃分與組織上既能夠以皇權為中心，又能夠形成富于變化、錯落有致的美學效果。

　　以漢武帝時代的上林苑為例，據陳宜在《三輔黃圖校證》中記載“上林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三十五”。[2]“門”，供人出入之用，“門十二”，足見此園占地范圍之大；“苑”，是怡情養性之所，“苑三十六”，足見其鋪張用度之無攔；“宮”，供人休息盥洗之地，“宮十二”，可見帝王生活之滋潤；“觀”，用于觀賞歌舞之場所，“觀三十五”，足見帝王歌舞升平的生活狀況。除此之外，據《三輔故事》記載：上林苑中的“昆明池蓋三百二十頃，池中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風蓋，建華旗，作棹歌，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焉”。這些記載顯然加入了不少想象的成分，但也決不是空穴來風。要知道，只有那些標新立異、獨領風騷的場所才可能引發后人的想象。今天，“昆明池”、“豫章臺”、“龍首船”等構成的美景已難尋蹤跡，但是，這些文字所勾畫的境況，仍然可以使人想見當年皇家園林那不盡之華美。

　　3、偏愛寫意

　　我國古典園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為基本構圖，建筑只為裝點而設置，起點綴作用，與歐洲古典園林以建筑為中心，自然環境為建筑服務的傾向形成反差。魏晉以后，這一情況隨著山水詩畫的影響而有所改變。為了體現園林主人的精神世界，像借景寓情、詩情畫意、境生象外等詩畫方面的藝術手法直接進入了園林建造，詩、畫、園三位一體，促使園林之美向寫意化發展。

　　因地制宜，是中國文化中“和”思想在園林營造上的具體體現，指園林建設要與所在地區的地形、地勢、地貌相結合，作到總體布局上依形就勢，達到“天時、地利、人和”。早在秦朝時期，利用曲江山水景致優美的自然特點，皇室便在此開辟了著名的禁苑——宜春苑和樂游原，使曲江成為皇家園林的重要組成部分。隋朝時期，首都大興城倚曲江而建，皇家禁苑芙蓉園修成后，相鄰的曲江儼然成為都城的一部分。芙蓉園也由秦漢都城郊外的離宮別館轉變為隋朝都城中的皇家園林。唐代，曲江進人了繁榮興盛的時期，重新修建的芙蓉苑（亦稱芙蓉園）更加具有創意，是一座能容納萬人同游的皇家園林。園外著名的曲江流飲與雁塔晨鐘相互輝映，園內紫云樓、彩霞亭等重要建筑屹立于綠山碧水之間?？v觀整個園林，亭臺樓閣靜若處子，堂殿廳館嚴肅威儀，橋石榭檐怪奇靈動，雕窗柱廊露而不透……本來就很優美的自然環境，經過創造性的處理而更加藝術化，形成了一種不是仙境而勝似仙境的美學效果，為中國古園林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富于變化中營造出大手筆的“第二空間”。由于集權的需要，中國古代的宮廷、壇廟、衙署、民宅等實用為主的建設格局比較側重于整齊劃一，在對稱中顯示嚴整的美學效果。以“游”為主的園林建設則不必遵循這種模式，可以有比較廣闊的創造空間，在自由隨意中以千變之景顯示萬化之態。一般來說，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下，營造濃綠深蔭、清風微波，在因山就水中形成高低錯落的意境之美是古代園林共同努力的方向。由于關中地區代表性的古園林幾乎全是皇家的專有之物，特殊的地位，充足的財力，使得在環境創造上顯示出來的膽識自然也不同凡響：同是需要山水相伴，皇家園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種小家碧玉式的涓涓細流，那“蓋三百二十頃”的昆明池，碧波蕩漾的太液池都明顯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同是需要動植物的裝點，皇家園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種“一枝紅杏出墻來”式的輕描淡寫，而是喜歡表現籠天地于一園的大氣概，不管是秦朝阿房宮里亭臺樓閣的開闊地帶，還是唐代大明宮、興慶宮、華清宮、芙蓉苑里的深深高墻，都匯集了天下的奇花異草、珍禽異獸；同是需要建筑的點綴，皇家園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種“小橋、流水、人家”式的婀娜，而是比較喜歡那種庭院深深的神秘，阿房宮、紫云樓、含元殿這些以高大著稱的建筑都不是孤身而立，而是處在許多輔助性建筑的圍繞之中，形成高低錯落、迂回曲折的環境布局，顯示出巧奪天工的環境設計水平……所有這一切，都使關中古園林在環境創造上具有一種超乎尋常的藝術表現力。

　　象征比擬，在園林中凸現人文環境的意趣之美。象征比擬，是指將不同質量的物體相互比較，進而喚起人們的想象，生成新的審美意趣。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園林中堆山開池、植花種草不僅出于對自然之美的喜好，更表達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與向往。從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上看，目前能夠比較完整地體現將象征比擬手法運用于園林建造的是秦朝。為了顯示始皇帝的巨大創造力，秦都咸陽引渭水作長池，在池中筑蓬萊神山，以水所具有的“長”和山所具有的“安”來表達對長治久安的渴望。這種造景祈福的做法被后世的皇家園林爭相效法，不僅漢長安城中建章宮開闊的太液池內筑有三島，唐長安城大明宮中的太液池內筑有蓬萊山，就是以后的元朝皇城內的太液池中也堆有三島，清朝的皇家園林圓明園、頤和園都有蓬島瑤山、萬壽山這樣的人造景觀。除此之外，象征比擬的手法還體現在植物的選擇上，比如，在園內廣種梅蘭竹菊，以象征其高潔的人品；丹榴棠荷，以比附人生的富貴和吉祥，也成為古代園林建設的一種時尚。借自然造化之象來表達某種人文精神，是中國古代園林建筑以一貫之的傳統，而開這種傳統之源的，恰恰是陜西當年的帝王們。

　　虛實互補，通過借景表達園林的意境之美。作為一種以景為主的建筑，園林中的環境如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借景”則是中國園林建造過程中常用的一種手法。明代園林理論家計成就有“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的說法。[3]一般來說，園林建筑以單體為主，建筑物之間以各種自然景物相隔，形成距離。各建筑物之間遙遙相望，在綠樹碧水相隔之中形成可虛可實的空間效果。而這些虛與實、明與暗、人工與自然相互轉移的效果，常常通過閣窗、空廊這種半室內、半室外的空間過渡來完成。比如，廊，就是古代園林中作為常見的一種輔助性建筑物，也是“借景”的重要手段。那些楔入水面、飄然凌波的“水廊”，婉轉曲折、通花渡壑的“游廊”，蜿蜒山際、隨勢起伏的“爬山廊”，隨墻順延的“空廊”等，好像紐帶一般把人為的建筑與天成的自然環境貫穿結合起來。加之園內鵝、鴨、鳥、魚在緩緩流動的水池中嘻戲，花、樹、草、木在默默矗立的山石間互望，可動之物與靜止之景相互映照，構成一幅幅斑斕奪目的風景畫，產生所謂“軒楹高爽，窗戶虛鄰，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熳”[4]的美學效果。

　　四

　　關中地區的皇家園林建造源遠流長，智慧豐厚，不僅為中國古代園林建設奠定了基礎，即使在今天，有許多做法對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仍然具有值得借鑒的東西。

　　首先，宏觀布局與重點突出的做法，為我們今天的城市建設提供了很好的規劃思想?；始覉@林之所以不同于民間園林，其中一個重要的做法是布局上的講究，從園林的選址，到建筑的風格，從主景觀的設定，到輔助設施的安排，山的綠化，水的流向，路的鋪墊往往都有一個整體上的考慮。從西方的情況看，城市發展往往都要經過一個從方便生存到便于發展的過程。“方便生存”往往著重于眼前，在處理當下問題時顧及不到后果；“便于發展”才可能將城市的當下與未來，物質建設與精神建設相結合。于是，講究品味的城市往往在合理規劃上大下功夫，使城市在合理的布局中形成感染力，產生審美效應。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些地區甚至還提出了建設園林化城市的構想。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在城市的整體布局和環境設計的過程中，著眼于局部建設的多，從整體上著眼則明顯不足，于是，小環境與大環境不配套，不和諧，達不到設計初衷。

　　其次，對優秀傳統的重視，提示我們在城市化建設中要注意對歷史文脈的保護。關中地區的皇家園林建設具有很強的前后承繼性，從先秦到隋唐的千余年里，工藝、布局、材料等方面都在與時俱進，但是，講究大氣，追求華美，營造意境是始終遵循的原則，從而保證了園林在文脈上的代代相承。在建筑領域，“文脈”是不同歷史時期印刻在建筑上的時間痕跡，猶如時間會在我們臉上留下痕跡一樣。這樣看來，“文脈”，其實就是一座城市、一個地區留下的發展痕跡，以及在發展中所形成的各種記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保住城市的特點變得越來越難。因為，在技術環境中，建筑施工所依照的標準、所采用的材料、所評價的體系越來越趨于統一。在這種情況下，一座城市走過的歷史就成為這座城市獨有的財富。于是，文脈的傳承既是保住一座城市特色的根本，也是形成城市之美的根本。在城市化進程中，與歷史文脈相銜接，而不是全盤西化，我們的城市才可能在與國際接軌的同時也不失去自己的魅力。

　　再次，注意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為城市建設與規劃朝著有助于生態平衡的方向發展提供了經驗。和西方代表性的園林比較，關中地區的皇家園林則顯示著另外一番景象：與西方園林明顯的宗教色彩不同，關中地區的皇家園林建造則通體上下都體現著返璞歸真的生活理念，流露出農耕民族對生命的關懷。尤其是皇家園林那耐人尋味的環境營造，使人不管是從哪個角度看，都能從中感覺到深深的大地氣息。如果說，以人工斧鑿為主的西方園林，同樣可以導引人們向天國的向往，那么，由土木搭建，由花草相伴，由水流環繞的中國式園林，則暗示著生命與大地的關系，提示人們：與大自然親和才是生命得以健康成長的唯一出路。這一點，對于進入后工業時代，被環境污染搞得苦不堪言，急于找到詩意居住環境的現代人來說，無疑是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總之，要深入地理解中國園林，不光要看那些表面的現象，更要去理解整座園林傳遞出來的文化信息。如果我們在從事各種建設活動的過程中，更多地從文化的角度去構思，而不是陷于眼前某種功利或任務的需要，追求立竿見影的表面效果，那么，我們從事建筑活動的時候才可能站得更高一些，在考慮技術問題的同時，也能夠“為社會思考，為歷史思考，為環境思考，為未來思考”。[5]我們的建筑作品所產生的效果就不僅僅是漂亮，還可能因為顯示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化品質而耐人尋味。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始皇本記[M].北京：京華出版社，2003.

　　[2]陳宜.三輔黃圖校證[M].上海：商務出版社，2000.

　　[3]陳植.園冶注釋[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1年版.

　　[4]計成.《園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建筑不是房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