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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8日，《暸望新聞周刊》主任記者王軍做客新華網，與網友交流改革開放30年的城市化進程。

　　30年前的今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此，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本期，新華網特別邀請《暸望新聞周刊》主任記者王軍做客新華網訪談間，與網友交流改革開放30年的城市化進程。

　　中國城市化進程發展迅速 30年城市化率增長超20%

　　主持人：改革開放30年，您感觸最深的是什么？

　　王軍：我覺得這30年實在是來之不易。第一、機遇是來之不易的。第二、把握機遇也是來之不易。30年的發展離不開這兩方面的，如果你想把握但是沒有機遇不行，有了機遇你沒有把握住也不行，所以我們一直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情，而且持續了30年的穩定增長，這是非常不容易的過程。

　　去年，我曾經和一個外國記者談起深圳的變化，他說當初的農田變成了一座現代化城市，真是難以想象。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有1.3億的農民到城市生活。這個數字是美國工業化時期，從歐洲移民美國的人數的三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動，我覺得確實是這樣。

　　主持人：與工業化飛速前進相伴的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中國城市化進程是怎樣發生的？它給中國帶來了哪些變化，又給世界帶來了什么影響？

　　王軍：我認為，歷史對人類發展造成的兩大重要影響分別是新技術革命和中國的城市化。現在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在城市生活，對于這個城市時代，應該說中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為什么這么說呢？1949年，中國城市化率為11.2%，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不到20%，但是去年這個數字上升為近45%。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30年來超過20%的城市化增長率，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變化，也開啟了人類城市化進程新的一頁。

　　主持人：那么城市化進程給中國帶來了哪些什么重要變化呢？

　　王軍：中國的城市發展速度和規模都出現了大的變化，包括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城市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這30年發展的一大特點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相互作用。80年代有珠三角，90年代有長三角，進入了新世紀又出現了環渤海區等。你會看到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這種高度的工業化，實際上帶來的是世界城市的高增長。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城市里面的公共服務也得到了顯著提高。1991年我到新華社工作，主要調查城市里面道路建設的短缺現象，道路修好了以后沒有錢來保養。當時有一個老專家說“車子跳，城市到”。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城市發展模式的改變，市場經濟不斷走向深入，城市的發展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城市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也在增強，當然這方面還有待繼續完善。

　　中國城市化進程歷經四階段 世界建筑大師云集北京

　　主持人：如此快速的中國城市化進程速度，都經歷了哪幾個改革發展階段？

　　王軍：我想從80年代、90年代初、90年代末和進入21世紀以來的幾年談談。第一個就是1988年憲法修正，城市土地的使用權可以進行有限期的出讓。這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真正改變了城市的公共財政不良狀態。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城市的土地價值得不到顯現，城市最大的投資是公共服務的投資，這些投資一定會在地段上體現它的價值。有故宮的城市房子就比沒有故宮的房子值錢，在北京是幾千年遺產積累的財富，這些都會積淀在土地市場價值里面去。

　　由于以前不存在這么一個可以交易的市場，所以這些價值都體現不出來，城市把這么多重要的公共服務投資到了這個地方，很多的城市沒有力量提供公共服務。城市沒有財政收入，土地的價值無法反饋到城市財政當中去。所以，1988年的憲法修正讓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于是，大規模的拆遷開始了，包括文化遺產的矛盾。但是現在回頭看，改革確實有一定的價值。

　　到了90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以后，國內城市房地產開始對外開放，這意味著房地產開發的建設開始在各個城市興起。1998年又到了一個關卡，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中國的國際市場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這時如何拉動內需呢？于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成為一個重大事件，國家把大規模公房以相對低廉的價格向個人出售。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大家賣舊房、買新房，經濟一下就拉動起來，家具業、家用電器行業也隨之都被拉動起來。

　　另外，1998年也是中國人權建設最重要的一年。住房的私有化和住房市場的開放，即中國公民可以自由購買房屋、擁有財產權，這是中國人權最偉大的建設。

　　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的問題，包括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看似是農村問題，其實會給城市帶來極大的促進作用。農村發展的越好，城市發展的空間也就越大，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力離開農村，加入到城市里面來。我想這幾個階段也許可以讓網友明白中國城市化進程如此快速的奇跡，也能夠從側面說明中國社會人權的進步。

　　主持人：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具體說來您覺得30年來北京的主要變化是什么呢？

　　王軍：北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從舉行亞運會到奧運會，中國與世界的交流越來越多，北京這座城市也慢慢走向國際化。1949年的時候，北京的房屋總量是2000萬平方米，然而現在每年房屋的均供量是3000多萬平方米，超過了整個歐洲一年房屋建設量的綜合，外國建筑師都要到中國來找項目。我現在在北京就可以采訪那些著名的建筑設計大師，比如貝律銘、安德魯等等。這也側面說明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建筑師們愿意來發展的地方。

　　中國城鎮住房私有率超過80% 降低房價關鍵是 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

　　主持人：今年全球金融危機會給中國城市化進程帶來了哪些機遇和挑戰？

　　王軍：中國的城市化是和工業化捆在一起的，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工業化速度是否會降下來？會遇到哪些問題？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撐力量來看，“三駕馬車”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還有一個是外貿。我國外貿依存度一直是偏高的，前幾年的統計數字是60%左右。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靠出口，所以一旦國際市場出現了問題，我們的經濟增長就會遇到困難。就像大家了解到的，金融危機對沿海加工業造成的影響。

　　好在中央政府及時出臺了4萬億擴大內需的計劃，這里面很多是和城市發展有關的。第一條就是保障性住宅。在解決社會公平和刺激經濟增長方面有沒有最優的方案？《暸望新聞周刊》一直在不斷呼吁這個事情，我們要把保障性住宅建設起來，同時也提出要對1998年以來的住宅政策做出一個總結。一方面看到當時度過危機的時候是靠住房私有化來大規模拉動內需，但同時也要看到當時的住宅政策沒有到位，比如說在住房私有化的時候，停止實物分配，并提出了一個經濟適用房供應體系。

　　我覺得經濟適用住房或保障性住宅為什么得不到政府支持呢？就是因為沒有配套的金融政策。大家總是覺得讓地方政府掏腰包，怎么可能發展呢？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城市政府的財政狀況都是偏緊的，中央政府拿走了稅收的大頭，一級一級往下分，分到基層政府的時候大頭全被公共服務拿走了，但是公共服務都要由城市政府來做，這個財權和市權嚴重倒掛。

　　城市的公共服務能力和財政狀況還是不匹配的。現在有很多老師的工資發不出來，很多城市不建經濟適用房，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首先就是沒有加強財稅制度改革，其次就是沒有配套的金融政策。我們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把保障性住房做成一個非常優質的投資品。可以由政府或者中介機構提供信用，把銀行過多的流動性吸納進來，把流動性變成不動產，可以由廉價勞動力租用。這個項目其實就是住宅。過了20年以后，可以把這些房屋賣給廉價勞動力讓房屋私有化，實際就是先按揭、后首付，其實銀行最后也賺到了錢。

　　2004年倫敦的規劃就是提出到2016年保障性住宅的理想目標是50%，我認為這個提法是很有智慧的。

　　主持人：現在中國的保障性住房占多少比例？

　　王軍：中國城鎮的住房私有率超過80%，僅余下不到20%是沒有被私有的部分。美國去年住房私有率70%，剩下30%是保障性的。我特別希望建設部的同志能夠和央行的同志商量一下這個事兒，如果這樣的話，中國的保障性住宅會成為產業政策、金融政策，還可以支持中國城市化的高速發展。當我們城市化進程達到了60%的時候，還可以和農村的進程配套起來。

　　金融危機會給沿海加工業造成一定的打擊，保障性住宅兼顧公平和效益，盡能帶來最優的公平，又能帶來最優的效益。發展保障性住房需要制度創新。

　　主持人：房價一直是網友熱議的問題，您覺得現在大、中城市的房價怎么樣？

　　王軍：大家之所以普遍反應覺得房價高，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的住房保障做得不夠。按照1998年的政策設計，只有高收入階層才買商品房，低收入的困難家庭去廉租房，中收入的家庭主要是經濟適用房。但是現在卻變成了一個以商品住宅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千軍萬馬都走商品房這根獨木橋。

　　主持人：住房體系在影響價格嗎？

　　王軍：毫無疑問。住房體系很重要，住房是人最基本的需求，是否把它全盤市場化我們一定要慎重。如果社會保障不了這點，那么很多社會公民就會遇到非常困難的情況。所以，分層次的供應住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做到高收入階層買商品房，低收入困難家庭去廉租房，中收入家庭主要是經濟適用房，也就是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設，那么即使房價再高，也沒有關系。

　　城市路網應“寬而疏” 路權向公共交通傾斜

　　主持人：近幾年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和經濟增長，城市規劃對宏觀和微觀的關注是否增強了？有什么樣的意義？

　　王軍：隨著中國社會轉型，城市規劃遇到了很大的挑戰。第一、1998年后，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80%的城鎮住房都是私有的，這時如何規劃呢？是把城市當成荒地規劃？還是能夠讓社區參與進來？十七大報道中提出：增加中國公民的財產性收入，建設社會生活共同體，有序參與社區自治。這是中國城市規劃必須面臨的決策，這方面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多的調整。

　　第二、石油對外依存度偏高。這決定我們的城市不能大規模鼓勵能源消耗的生活，特別是小汽車。我們應該是緊湊的、以公共交通為主導的城市。如果規劃中是大馬路和小區，那么大家出門就得開車，這方面我們應該向老城市學習。我認為城市的路網應該是“窄而密”，但是現在的路網是“寬而疏”。這種大規模的小區發展，導致北京小汽車的出行率在30%左右，公共交通出行率也是30%左右，最后導致所有的方式都不方便了，開車不方便、坐車也不方便、騎車也不方便。

　　我并不是在打擊汽車產業。全世界的城市發展告訴我們，你無法控制小汽車的保有，但是你可以控制小汽車的使用。很多國外城市把路權向公共交通傾斜，讓大家形成這種意識。而且，從環保的角度說，現在對人類威脅最大的就是尾氣問題，我們要節能減排。

　　保障性住房應各城區均衡分配 貧富混居有利城市和諧發展

　　主持人：中國城市化未來的挑戰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中國城市的貧困問題，會不會被近幾年的高度發展所掩蓋？

　　王軍：我想這個問題是掩蓋不了的。很多人談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其實這和城鄉二元結構有關系。這些農民工雖然到城市就業，但是他們像候鳥一樣最終還是要回去的。

　　城市的這種發展會有兩方面問題：第一、城鄉二元差距在加劇。城市的發展主要靠對農村土地的征用，農村土地征用主要是按原用途征用的。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是農村支援城市，導致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這種差距在拉大。新一屆黨中央提出要解決這個問題是非常及時的，城市反哺農村、統籌城鄉發展，十七屆三中全會也對土地改革中也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

　　第二、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很多低收入社區出現了，包括城中村的存在。很多城市是用改造、拆除的方法改善這些地方的，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說支持北京城市發展的最大力量是房地產，房地產投資占城市固定資產投入的50%多。但是很多房地產的發展是用來拆遷，因為拆遷可以拿地，通過拆遷制造需求市場，通過市場又吸引投資，通過投資又推動了北京的GDP。

　　但是居住在老城區里面的居民收入水平是偏低的，用拆遷的方式把他們推入市場，他們還必須買房，社會財富又面對一次不均衡的分配。這些問題都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出現的，我們應該吸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上次是亞洲金融危機，這次是世界金融危機，我們要好好總結一下城市里收入不均衡的狀況，保障性住房不能集中在郊區建設，一定是要在每一個城區進行均衡分配，不能搞貧富分區，要混居，這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這個道理，比如說倫敦，他們就出臺了強制性貧富混居的政策性規定。富人可以幫助窮人，這種方式值得我們借鑒。

　　再比如巴黎的市中心有一個天翻地覆的改造，改造很大的后遺癥就是把低收入者全趕到郊區了，于是他們的貧困就被世襲下來，這個區域的稅收低，它的公共服務就沒有辦法改善。所以巴黎的騷亂很大程度上是這個改造導致的。

　　主持人：在未來二十年中，我國仍將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城市化的終極目標是什么？在城市化的推進中，如何促進城市持續和諧發展？

　　王軍：亞力士多德曾經說過：人們為了活著，聚集于城市；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真正偉大的城市是讓一個普通人能夠活得更好的城市。之所以產生城市，就是因為大家能夠在一起共生，城市最大的價值就是能夠帶來更多的機會讓大家分享，所以我們應該不斷地為城市提供就業、情感交流機會。

　　改革開放30年使中國的城市更加開放，我個人認為老城區如果保留下來可能會更好。大家不要忘記城市產生的哲學，不要在城市都搞那么大的小區，周圍那么高的圍墻，門口還找保安看著，街道上全是城管大隊，大家沒有了樂趣，也沒有地方去約會。這違反了城市產生的哲學。真正好的城市是能夠從就業、經濟、情感上給我們帶來最大愉悅、最大機會的城市，真正實現以人為本。

　　主持人：謝謝王老師，本次訪談到此結束，再會。